翻譯家，一個正在消失的群體

翻譯家

一個正在消失的群體

大凡熱愛思考、喜歡買書的人，選書都有兩個不傳之秘：一是挑作者，二是選出版社。如果說，作者代表了一本書的定位，出版社代表的，則是書的品味。不過，對於國外引進的很多人文社科類作品來說，大家選書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維度：翻譯。

翻譯的重要性，許多人不僅感同身受，更有過切膚之痛：

許多通俗類外文書籍，因為不入流的翻譯，讀起來不僅拗口，也不符合國人的語言習慣；許多通識類譯作，更是隻忠於字面之意，完全不考慮它們在新的文化背景中需要被重新塑造；更有甚者，一些思想類的名家經典譯本，誤讀了作者的本意，以致很多“求真”的讀者必須追本溯源，甚至花大力氣找人重新翻譯……

儘管社會呼喚好翻譯，人們也亟需好的翻譯家，然而現實情況是，翻譯事業的式微和翻譯家地位的急劇下降，讓翻譯家依然是社會的“稀缺品”。在相容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的人文社科領域，更是如此。而目前，先知書店新上的這套“思想與科學”系列叢書的譯者張卜天老師，正是這樣一個出色的譯者。

在與張老師的交流過程中，我們不僅瞭解了作為一名譯者的艱辛，更意識到，翻譯工作絕不像人們想的那樣簡單，而是一項有門檻、甚至“要求苛刻”的技藝。對一名譯者，尤其是翻譯科學、思想類著作的譯者而言，更存在著鮮明的層次差異。

▌翻譯家的第一個層次：破解翻譯界“不可能三角”的文字工程師

翻譯作為一項技能，首先考驗的，是譯者的專業。然而，這種專業性絕不僅僅表現在文字的轉譯和編輯工作中。

在譯者圈，其實一直存在一個“不可能三角”，即要求一個譯者同時對“作者、讀者、出版社”負責。然而，矛盾之處恰恰在於，作者希望翻譯的“專業性”、讀者要求翻譯的“準確性”，而出版社最在乎的，卻是翻譯的時效性。現實中，很多極為優秀的譯者往往只能兩者“兼得”，無法破解這個“不可能三角”，然而，張卜天老師是個例外。

自翻譯柯瓦雷的《牛頓研究》起，張卜天就再沒中斷過學術翻譯這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十多年來，引進了諸多社科經典。而越是瞭解學術翻譯的人，越會對他的成就感到震驚——他不僅在動輒幾個月翻譯一部作品的常態中，做到了速度上的出類拔萃，翻譯的更全部為世界級科學名著，最重要的，是他的譯本有口皆碑。市場上，最受人們歡迎的哲學啟蒙類讀物《大問題》，正是出自他的譯筆。

▌翻譯家的第二個層次：跨學科、多領域的思想者

如果說，一名一流譯者的底層能力是很強的思想嗅覺，應機判斷各種文獻的價值，和再現和消化國際學界的成果，那麼，作為一名人文社科領域的譯者，更重要的能力卻是擁有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和“智識”。

◎跨領域的知識、學識：譯者從業的“資格證”

在語言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沃爾夫假設」：一種語言無法在另一種語言中存在。因為，在一個新的文化背景中，任何直譯的文字都會喪失掉原本的文化屬性。因而，

對一個翻譯西方經典的譯者來說，必須充分了解中西文化，才能避免“跨文化”帶來的內涵錯位和水土不服。

然而，僅僅瞭解“宏觀文化”依然不夠，還要深入文化肌理，因為人文社科領域涉及的絕不單單是文化屬性，更包括文化的內涵。在社科領域，

有關世界的學問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聯動的，各學科之間常常互相貫穿。因而，譯者必須超越個人“專業”，成為多領域的雜家。

而張卜天正是這樣一位“玩家”，他不僅精通哲學、歷史、科學、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等跨學科領域，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藝術愛好者，據說，他最喜愛的，是巴赫的管風琴曲和鍵盤樂。

◎真正的譯者：超越知識，建構智識

黃燦先生曾說，翻譯不僅是種綜合能力，更是一種理解力。如果沒有理解力，譯者知識再多，也只會生硬地將其巢狀在句子中，模糊語言真正的效果，甚至讓人對文字產生誤解。

比如，曾經有本哥白尼的著作叫《天體執行論》，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以為書中呈現的是天體的執行規律。然而，張卜天在重譯時卻注意到，原文中的orbium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天體”，而是古代天文學家假想的，攜帶天體執行的那個透明的“天球”。最終，他將新版名字改為《天球執行論》。

天體，天球，看似一字之差，卻足以影響我們對事實、真相的判斷。試想，假如一個譯者對西方哲學、古代科學背景瞭解不深，他一定會認為天體是絕對的“翻譯正確”，而如果他沒有洞悉天球和天體之間的微妙差別，更可能會在譯文中將哥白尼視為一位“反宗教”的戰士。然而，他卻是位虔誠的天主教教士，更將“日心說”視為某種“上帝之愛”。

▲天球執行示意圖

▌翻譯家的最高境界：文明的傳承者、思想的傳道人

誠然，如今大多數人早已不再忽視譯者的技藝和見識，對譯者的一個偏見依然深入人心——他們沒有真正的創造性，只是“思想的搬運工”。

然而，歷史上，真正偉大的譯者絕不僅僅只是“搬運思想”那麼簡單，他們傳承、甚至保留了文明的火種。當年，古希臘羅馬文明斷絕後，包括希臘的幾何原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偉大著作曾一度失傳。後來，阿拉伯人透過翻譯這些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字資料，才保守了這些“精神傳統”，最終讓歐洲文明重新點燃。

如果說，在西方，譯者的主要貢獻是保留了文明的火種；那麼在東方，尤其在中國，譯者最重要的貢獻正是將國人帶入了現代文明的世界。

▲阿拉伯對古希臘記譜法的記載和傳承

◎影響一個時代的偉大譯本：洞見社會痛點的創造性轉譯

在第二次西學東漸運動中，中國最廣為人知的翻譯家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然而，如果按照正常翻譯標準，這本《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直譯應為“進化與倫理”。然而，嚴復有意將它轉譯為“天演論”，不僅表明了他對這部經典的深入理解，更體現了他作為一名中國譯者的良苦用心：

● 翻譯《天演論》前，嚴復本打算首先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然而，達爾文“漸進主義”觀點並不適合亟需啟蒙的國人，相比之下，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學》更合適。

●赫胥黎在書中同時強調了進化和倫理價值。然而，當時甲午剛剛戰敗，救亡圖存迫在眉睫，國人無暇考慮人的倫理問題，因而，譯本中有意強調了書中的進化部分，弱化了“倫理價值”。

●之所以將名字確定為一個自創譯詞“天演論”，源於嚴復對錶意的精準追求。相比“進化”而言，天演不僅包含著“優勝劣汰的進化秩序”，天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更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天演”一詞除了給國人救亡圖存的焦慮外，還隱喻著對某種神聖感的接納。

除此之外，嚴復在書中還常在翻譯背後、加以現實申引。因而，魯迅評價他“做過”天演論，而不是翻譯過天演論。

▲赫胥黎的原版與嚴復的譯本

正是嚴復的創造性轉譯，“天演論”這一為國人量身定做的譯本才橫空出世，並很快風靡全國。當時，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啟蒙少年。受到啟蒙的少年們，有的甚至以“競存”、“適之”等作為自己的學號。胡適的名字胡適之，正是因此而來。

除了在學界影響廣泛，嚴復更影響了梁啟超、康有為、章炳麟’等政界“改良先鋒”。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才影響並誕生了後來種種社會思潮，最終促成了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

▌真正的翻譯家：一個社會的稀缺品

儘管翻譯這一行業可以重塑人類智識，甚至推動社會程序、傳承文明的火炬。然而，現代社會，譯者從未得到過足夠的重視。對大多數人而言，翻譯依然只是“隱身人”，被限制在“原作者和出版社”雙重框架之中。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一個翻譯家能做的，遠不僅僅是翻譯工作。譯者與作者的關係好比導演和編劇——最好的翻譯，就如最好的導演一樣，只是利用了“原本作者的材質”，重新創造一個即符合原作要求，又符合當下文字語境的新產品。

比如，張卜天老師翻譯一本書時，從來不是馬上按順序逐字、逐句、逐段翻譯，而是先從整體上精準地把握。為了讓思想同原著一樣絕對準確地給傳達給讀者，他最終會如“藝術家”一樣，在眾多可能的翻譯組合中，篩選出最合適的表述方式。此外，由於他翻譯的科學思想類書籍，大都從未走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因此，他還需要創作全新的譯法。

很多時候，他會像魯迅、嚴復等大師一樣，對光學、物理學等概念進行“創造性的自定義”。

定義後，他會在腳註上加以說明，而這又會比通常翻譯多花了近一倍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