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和你聊兩位偉大的人民教師，我覺得，他們是中國教育工作者的祖師爺。
遠的那位是孔夫子，近的這位是蔡元培先生。為什麼把他們放到一起說呢？因為他倆的氣質有很多相似，最大的重合度是人生軌跡。
他們都胸懷改變時代的大志向，起初走政治路線，後來又投身教育，為了實現理想，不怕委曲求全，也不惜動用雷霆手段。
在他們的人生裡，我們能看到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和行動家，是怎麼做事的？
蔡校長的“溫”與“厲”
沒錯，兩位老先生都不是好惹的文弱之輩，都既有膽量，又有身手。
在歷史記載裡，孔子的氣質是“溫而厲，威而不猛”，也就是既溫文爾雅，又威風凜凜。我們想啊，他周遊列國，時常身處險境，性格和體能一定很強悍；我們知道，孔子有不少本領，駕車和射箭相當好，武功可能也不錯。
他在政治上也是狠人，在魯國掌權時，誅殺大夫少正卯，拆除三家上卿的城牆，都是用強硬手段觸碰矛盾。
蔡元培也一樣，他本來是個紹興書生，生於1868年，也就是清同治七年，他23歲中舉，26歲中進士，28歲進翰林院做編修，如此少年得志，簡直可以寫到戲裡去。
但他受了甲午戰爭的刺激，居然辭官還鄉，跑去參加革命黨了。他秘密創立光復會，加入同盟會，進行軍事訓練，自己動手製作炸彈，打算刺殺朝廷王公大臣。
蔡元培說，“自36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我對比了一些歷史資料，對蔡先生當時的想法有些新理解。他不是熱血莽撞，而是認為這種行動代價最小。
他的女兒回憶，蔡元培認為中國當時很虛弱，經不起大的犧牲和折騰，所以他反對用戰爭手段推動革命。在革命先行者裡，蔡元培一直代表著理性。
當他的革命黨同志喊出“殺盡韃虜”的口號時，他提出，滿族人的血統和文化已經和漢族混合，只要清政府能放棄特權，漢族人就沒有排滿的必要。
後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學校裡出過一次反對收取講義費的學生風波，幾百個學生包圍了紅樓。蔡元培出面制止，有學生說他倚老賣老。
這位五十多歲的老校長挽起袖子，拉開架勢說：“我是從明槍暗箭裡歷練出來的，你們要是有手槍炸彈，只管拿出來對付我。我跟你們決鬥！”
可能有學生知道老校長過去是幹什麼的，互相拉扯著散了。
林語堂在回憶文章裡寫到過，他去北大見蔡校長，只見辦公室的玻璃櫃子裡，擺著炸彈和手榴彈，把他給嚇了一跳。
在孔子的時代，士人就是得文武兼備才能服務好君主，後來就少有了。
有科舉的這1300年裡，造反、搞暗殺的翰林，只有蔡元培一人。凡是改變國運的道路，他都要親自試一試。這種理想主義是任何理論都不能替代的。
什麼是美育？什麼叫博愛？
後來，孔子和蔡元培的政治抱負也各有失落。他倆的應對方法，都是繼續懷抱大的宗旨，變通行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外圓內方。
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被魯迅半開玩笑地翻譯成“摩登聖人”，就是能快速地接受現實，調整自己。
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他就退而求其次，靠推行教育來影響社會，結果是比他直接搞政治的影響要大得多。
蔡元培是從一開始就打算要從頭改造中國的教育。他當初就不看好康有為的變法，認為不從根本上培養人，靠四不像的君主立憲，一定要失敗。
之後，為了學西方的科學文化，他自學過七門外語，四十歲去德國做老留學生，前後五次出國，留學12年。
蔡元培一開始主張實業和科技救國，後來改學哲學、心理學、美學和人類學。這是他的視野提升了。單純學科學技術，可能又被淘汰，但培養出科學精神就不一樣了。學哲學、學美學，也正是吸收現代文明的核心。
辛亥革命以後，蔡元培做過教育部部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行政，他總能找到幹練的幫手，為自己打理實際事務，自己負責確立宗旨、制訂方針。
很多回憶文章都說，蔡元培平常好像不善言辭，不愛談論時事政治，但一說到教育、思想和文化，就變得口若懸河。他的學術體系，主要包括倫理學、美學和教育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美育”這個詞，是他從德語翻譯過來的。美育就是審美教育，也就是把美學理論運用於教育，“德智體美勞”並列的說法，也是蔡元培提出來的。
他有一個觀點叫“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認為，宗教已經在現代文明中沒落了，西方的宗教，是一種慣性，中國沒有，也沒必要有。他認為宗教是保守的、強制的，而美的教育是現代的、普及的。
他的這個判斷，王國維有不同看法，宗教在民間社會有不可替代性。這一點上，我覺得王國維有道理，而蔡元培重視美育的觀點，還是正確的。
他在北大開美學課，支援藝術社團，創辦國立音樂學院和美術學院，不是個人興趣使然，而是從培養現代民族文化的大宗旨出發。
只要在宗旨框架內，蔡元培就很靈活、很善於妥協。
他主持北大時開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他估計到社會上將會有強烈反應。但他也早就看準了教育部沒有出臺禁止女生上大學的條款——這個條款，是他當教育總長時擬定的，很可能就是自己預留的制度後門。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讓女生旁聽，不去向教育部報備，免得彼此傷面子。
他崇尚法國大革命中的公民道德綱領“自由、平等、博愛”，為了適應中國文化特點，他把“博愛”翻譯成了“友愛”。
和保守派論戰時，他的方法是四兩撥千斤。
他說，自由是什麼？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了，也就是聖賢說的義；平等是什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聖人說的恕；友愛是什麼？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聖人說的仁。
這下，對方沒招了，你反對蔡元培，就是反對孔子。
囊括大典，網羅眾家
說到孔子啊，我們再接著比較一下。孔子和蔡元培的實用主義，有很大不同。
孔子對不同的政治立場，那是殺伐決斷，絕不姑息，而蔡元培呢，我們知道，他最偉大的精神就在於寬容幷包。
蔡元培在1916年、49歲出任北大校長以後，辦學方針是16個字：“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為學問而學問，讓不同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當時的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就有多少黨派；有多少個學派，北大就有多少學派。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新青年》在這裡建立了編輯部，蔡元培也是撰稿人之一。和《新青年》論戰的保守派雜誌《國故》，他也給予支援。
有的學生不理解，蔡元培崇尚革命新思想，為什麼要請思想保守的辜鴻銘、劉師培來當教授？
蔡元培回答，他們的學問足以當你們的老師，我們尊重的是講學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劉先生的國學，又不是要你們和他們去學復辟。
辜鴻銘這個怪老頭兒，一輩子眼高於頂，只佩服蔡元培。他有時候說瘋話，說自己擁護皇帝，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他擁護蔡元培。
辜鴻銘也說過心裡話，“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一直保皇，到現在還是保皇。”這也算是種讓蔡元培苦笑的惺惺相惜。
蔡元培是公認的忠厚長者，被認為是近現代史上罕有的完人，得到了各方的一致尊重。你看他就是氣急了，也沒動用校長權力，而是親自和學生決鬥，這也是一種真性情。但是蔡元培的寬容，有絕對不能變通之處。
抗戰爆發前，他到南京去表態支援抗戰，也規勸過去的老朋友汪精衛改變親日立場。
有人回憶，蔡元培在那次談話裡說，“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
話沒說完，眼淚奪眶而出，滴進了酒杯裡，他端起摻淚的酒一飲而盡。旁觀者無不肅然起敬，汪精衛神情尷尬。
從1916年，蔡元培做了十年北大校長，實際在校只有五年半。因為他有七次為了表達抗議和維護人格尊嚴而辭職。
其中有一份宣言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他是君子，自然知道退有時候比進重要。
蔡元培的晚年不如孔子，他到最後也沒有一處自己的住宅。今天的上海蔡元培故居，是他當年租住的。1936年，幾百位北大的畢業生，打算集資為老校長在上海買所房子，作為他七十的壽禮。然而抗戰爆發，蔡元培隨即流亡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病逝，享年也和孔夫子一樣，是七十三歲。
孔子以民辦教師的身份，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而在近代世界，按照大哲學家杜威的說法，“以一個校長身份能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