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自殺5次的喪病天才
1929年10月，一名20歲的年輕人，以安眠藥自殺。幸運的是，藥的劑量不足，他活了下來。
1930年，年輕人認識了一名與自己“同病相憐”的藝伎，兩人相約投水自殺。藝伎死了，他卻獲救了。死的藝伎年僅18歲。從那時起，罪惡感一直折磨著他。
1935年，年輕人26歲，生活不如意的他仍舊沒有放棄過自殺，這一次他選擇了上吊。然而，就連死神都不想讓他如願。上吊的過程中，繩索斷了。
“好死不如賴活”也許是對的，既然死不成，那就繼續活下去。
可是，生活不會讓他舒坦地活著。
1937年，愛人被玷汙，他精神崩潰，試圖在溫泉服安眠藥投水。
成功了嗎？明顯沒有。（甚至有人調侃說，他買的安眠藥估計都是假藥）
後來在別人的介紹下，他結了婚。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自殺的慾望消停了許多。
然而，到了1948年6月13日，在39歲生日當天，他再次投水自盡。
不好絕望，就此告辭。
這一次，他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這個一直讓他鬱鬱寡歡的世界。
這個歷經了五次自殺的喪病天才就是日本文豪太宰治，“我這一生，盡是可恥之事”，是他對人間走一遭的總結。
在日本文學界裡，太宰治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作家。他以其名言“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聞名日本文壇。
他的作品多著重剖析人性和偏執於對死亡的書寫，
其創作生涯最後一部作品《人間失格》更是憑藉灰暗的筆調和慘烈的獨白登上了日本懦弱美學的高峰。在這部從頭喪到尾的半自傳故事中，很多人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懼怕人間、懼怕人群、自我不安、參不透人世、討好他人等等，這種恥於和別訴說的心聲，大宰治替代者“喪”青年們去感受痛苦，走向絕望。
努力取悅別人，是葉藏對人類最後的求愛
主人公葉藏出生大地主家庭，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且自幼體弱多病，長期臥床在家。自小時候起，葉藏就有很多奇怪的問題，如人為何非要吃飯，人類的營生問題等等。這種異於常人的思想和行為差異，讓葉藏感到恐懼。
作為一個人，他無法認識世人，無法理解她們的整體行為。讓幼時的葉藏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個異類，與旁人無法交談，也不知道該談些什麼，也不知該從何談起，這種無所適從，自我不安，讓葉藏懼怕人群，也對人世感到恐慌，孤獨、苦惱尤然心生。
可是，即便對人類充滿了恐懼，仍舊渴望受到外界的愛護，為了被認同，又或者說引起注意，小葉藏便學會了討好別人。他將懊惱暗藏於心，掩蓋自己的猶豫和敏感，
表面上總是笑臉迎人，可心裡頭卻承受著瘋狂的痛苦。
為了不讓父親掃興，更害怕父親的責備，小葉藏更換了自己想要的禮物。只為迎合父親，討得他的歡心。
然而，迎合，即意味著喪失了拒絕的能力，這最終導致了葉藏的不幸，導致他可恥地度過了一生
。
不會拒絕別人，是葉藏可恥一生的根源
小說中，葉藏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我的不幸，在於我缺乏拒絕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絕別人，便
會在彼此心裡留下永遠無法癒合的裂痕。”
為了能成為人群中的一員，葉藏
對討厭的事說不出討厭，對喜歡的事情也總是偷偷摸摸，我總是品著極為苦澀的滋味
……
拒絕並不困難。但不忍拒絕，於是痛苦便開始了。不拒絕意味著越渴望的東西越無法得到。他所渴望的，從來都得不到迴應。
無法信任人類，是葉藏看清人性後的清醒
《人間失格》可以被視為“不信任人類的文學”。全篇之中葉藏都反覆提及自己對人類的不信任。從童年的時候開始，他對人類之間互相欺騙的遊戲規則瞭然於心。他深信謊言在人類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
“即便是自己也不例外，整體靠著扮演滑稽角色欺騙別人。”
正因為如此，葉藏沒有可以信任的夥伴，沒有可以訴苦的物件。
“我一向對‘向人訴苦”不抱任何期待，無論是向父母訴說，還是向警察或是政府說，最終還是會被那些深諳處世之道的人打敗，任由他們花言巧語，喋喋不休。”
所以當他在家中受傭人侵犯時，他只能無力地苦笑，忍氣吞聲。
向人訴苦不過是徒勞，與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
成年以後的葉藏氣質憂鬱，說話搞笑，長相俊美，深受女人喜愛，他不懂得拒絕，就這麼當起了小白臉，和娼妓、寡婦、酒吧老闆們廝混在一起。期間受到多個女人的哄騙，相繼染上酒癮、賭癮。
良子的出現，是葉藏不信任人類悲觀思想得以轉變的一個契機。葉藏從她身上體會到了純潔美好的品質。
她原本可以治癒葉藏的心靈。然而正是因為良子過於信任他人，她被狡猾的商人欺騙與玷汙。所有的信念在此崩塌，信任帶來了災難與痛苦。
葉藏剛萌生的信賴他人的信心被摧毀，這場人性的悲劇在精神上極大地傷害了葉藏，讓他徹底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以逃避人世間的一切痛苦。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院療養。
《人間失格》承載了太宰治的痛楚又寄託了他對生命的希冀。
葉藏是太宰治個人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但太宰治悲劇式的結局並沒有在葉藏身上重演，絕望的太宰治給了葉藏另一個結局，這是他“對人世間最後的求愛”。
所以，即便是充滿了痛與苦的《人間失格》也是帶著太宰治的求生意識而延續下去的。
注：“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這句話並不是太宰治說的，
它和《人間失格》也沒有關係。這句話出自日本昭和初期的詩人寺內壽太郎的《遺書》，後來，太宰治在短篇小說《二十世紀旗手》裡，才把這句用作副標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