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作者謝天佑老先生在書中上下三千年的時間脈絡中反覆橫跳，各種高文典冊，稗官野史信手拈來，明明那些漢唐以來前車之鑑比比皆是，也阻擋不了後來人的前赴後繼，重蹈覆轍。總算能夠明白了一個關於學習歷史的經典結論，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看看明清兩朝那幾位縱橫官場的人中龍鳳，穎悟絕人、博聞強記的解縉，又或者是少年登科、中年戎馬一時無兩的年羹堯大將軍，如何不會曉得韓信、李善長之流功高震主，恃才傲物，最終免不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慘痛結局，卻同樣難逃事到臨頭自個兒身死人滅的下場。由此可知，所謂君臣之道，功成身退不常有，君臣際會，共創大業更不常有，在權力結構、個人慾望、政治格局相互作用下的處處提防，彼此頃扎，你死我活才是絕大多少的狀況。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是謝天有老先生的最後一部歷史作品，可惜他的突然辭世未能將其徹底完成。書的進度被永遠停留在張居正和王安石的變革檔口，多少讓今人讀來有所遺憾。
所謂專制主義，可以理解為中國古代統治階級來統治國家的某種體制，從官僚體系，到社會關係，再到普世價值觀的建立，無處不制約著整個社會應有的活力，和每個人的思維模式。本書作者以君臣關係作為切入口，剖析集權體系政治模式下，最高權力和其下屬之間的相處規則，從而來解讀三千年青史下瀰漫著腥風血雨的權力之爭和其內在邏輯。
古代中國是個重倫理綱常的社會，“天地君親師”短短五個字，已經將一個獨立個體的“人”賦予了極強的行為約束力和社會責任。“君”作為凌駕於血緣關係之上的更高制約力，從權力結構形成之初，就在不斷的文化強調中獲得了相當高的合法性，《詩經》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韓非子》則認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而在作者看來，這一看似理所當然的穩定性其實誕生於一個混亂的無秩序之中，周天子勢弱，諸侯裂地狼子野心，分封制的瓦解讓中國從此走向形式上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觀念也影響了後來幾千年的中國人。但隨著統一政權規模和版圖的不斷壯大，相應的權力結構反而逐漸收攏，這種變化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要知道只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才能夠最大程度的最佳化調配社會資源以獲得最強競爭力，從而在列強林立，弱肉強食的叢林生存競爭中笑到最後。
在這種客觀需求下，法家則成為了統治集團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作者用大量的篇幅講解了法家的成形，由來以及各個學說分支相應優缺點。商鞅重法，可富國，但不可強君；申不害重術，新故互異，前後相悖，無本之木，無根之源；慎到重勢，卻是空中樓閣，無法落到實處。唯有韓非子，可以將這三者融會貫通，從人性本惡觀點出發，把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邏輯底層徹底功利主義，讓君權用暴力的方式來達到集權和專制的目的，主要表現方式就是嚴刑峻法，賞罰分明。在這裡，作者還列舉了韓非子提到的十三條帝王心術（不一一列舉，諸君自觀，讀來歎為觀止），其中陰毒心機之深，令人毛骨悚然。作者還提到，“喜怒無常是專制主義君王的特有的性格”，神秘主義是當權者保持權威的一種方式，而不被琢磨透的無常，則是保持神秘感的必要條件。
當然對於絕對權力來說，僅僅以成法為器是遠遠不夠，還需要“疑”，時時戒備，處處疑心。功高震主者要疑，權傾朝野者要疑，沽名釣譽者要疑，清心寡慾廉潔奉公者也要疑。對古代帝王來說，任何疑惑都是合理範圍內的警惕，對那些臣子來說，任何來自上位者的猜忌，就是“謝主隆恩”，就是“君恩深似海”。謝天佑老先生在書中例舉了兩個歷史著名人物的案例，韓信與蕭何。前者，功高不賞卻不知收斂，關鍵時候還挾私邀功，被猜忌後我行我素，最終導致禍及自身，後者，懂得如何求田問舍，和光同塵，自汙名節以寬君心，反落得個好下場。書中作者總結道：“在專制主義制度下，懷疑臣子是君主的特權，而臣子對君主的懷疑卻沒有不滿、怨憤、反抗的權利，只有被懷疑的權力，只有遭疑不怨，以誠釋疑的權利。”真叫一個“雷霆雨露，俱是皇恩”。
縱觀中國曆代的權力結構，不難看出，在封建帝王的年代裡，皇權是一個隨著朝代更迭逐漸鞏固逐漸擴大的過程。秦漢年代，宰相、大將軍尚且能和皇帝分庭抗爭，以達到制衡朝局的目的，到了隋唐，前有門閥，後有藩鎮，內有宦官掌軍。而等到後人普遍認為施政溫和的北宋時，書中列舉了“杯酒釋兵權”的案例，宋太祖為絕前朝之患，收攏兵權，以讓“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過，作者還少了說一件他的事，趙匡胤某次以眼神不好為藉口，讓當時的宰相趙普起身靠近，然後命人撤掉趙普的椅子，心領神會的趙普次日主動要求撤掉自己的椅子，和眾大臣一道站著上朝，自此，“君相共治”在形式上的最後一點平衡也被打破。皇權的專制主義不是某種平衡，而是此消彼長，是損不足而補有餘，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贏家通吃。
如果此時的政治家，若想在這種高壓環境下有所作為，更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事情。本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介紹了中唐名相李泌。即便是這樣一位，和唐肅宗少年相識保持良好友誼，同時受到唐玄宗賞識，多次挽救王朝危局，又是名門望族之後，少年得志的名臣，也多次在權力角逐中主動選擇引退避嫌，不利局面下苦苦支撐，才受到了四代君王的優待得了善終。相同，書中也提到了郭子儀，這位對李唐有再造之恩，系天下安危二十年的名將，卻在事君這件事情同樣表現出了一種前人未有的平和和謙遜，《太平廣記》中記載，唐代宗時期，宦官魚朝恩聽信堪輿之言，掘了郭子儀的祖墳，而當時郭子儀正和進攻長安的吐蕃周旋，得勝入朝後，眾人驚懼怕他秋後算賬，誰知郭子儀僅言：“臣領師徒，出外征伐， 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眾。今構隳辱，宜當其辜。 但臣為國之心，雖死無悔。”，其中智慧可見一斑。正如《舊唐書》中所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之罪”這才有了後來“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的收場。
本書最後一部分講述了兩位歷史上著名變法者的人生際遇，王安石與張居正。要知道，除了改朝換代，變法革新應該是對已有的權力結構做出的最大挑戰，一旦強力施行會對已存在的既得利益者產生不可忽視的破壞力，這也意味著他們同樣會遇到利益損失者更加恐怖的反噬力。從後來的結局看，王安石的變法半路夭折，卻開啟了北宋最大規模綿延最久的新舊黨爭，給當時的朝廷帶來了無盡後患，也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張居正在世時，新法得到了廣泛的推行，可一旦逝世，不但新法被廢，家族也圖遭殃及，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在血書中寫道：“其十年輔理之功，唯期奠天下於磐石，既不求譽，亦不恤毀，致有今日之禍。“何以致今日之禍？作者分析道，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改革派，他們的第一身份都是皇帝的臣子，所以他們手中可以翻雲覆雨的權力來自於君主，這就預示著一旦皇帝不再支援，他們所擁有的一切權柄都會在一瞬間蕩然無存，之後就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權力反撲。” 一旦邀君寵，無草亦做花。不久君意轉，字字皆可殺。“唯有看清這點，方能理解古代皇權至上的年代，何以會說”伴君如伴虎“。
作為老一輩的歷史學者，謝天佑更擅長透過社會制度、階級矛盾等角度，利用理論思辨和宏觀分析為武器將批判精神融入到文字論述之中，在具體史料和理性研究之間達到論述平衡，從而刻畫出一幅專制主義統治下臣民百態的全景畫像。
全書戛然而止的地方，總有點意猶未盡。不過正是“為臣難，變法更難“的收尾，給了現在的我們更多的遐想。謝天佑老先生將附著於中國集權本質之上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逐一剝去，讓我們看到了儒家表象下赤裸裸的法家真相，“外儒內法，濟之以道”，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可謂一針見血，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自然經濟結構鞏固了專制主義的統治形式，並在歷史的演化和推進中不斷完善，最終形成了專制統治下君臣之間，君民之間特殊的社會心理和相處之道，若要糾其核心，無外乎魯迅先生借狂人之口所說的二字，“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