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蠹”何為
把讀書筆記的小集命名為“六蠹集”，源自胡文輝著的《擬管錐編》。
蠹魚爾何知
在《蠹魚·老鼠·書》一文中，胡文輝解釋了“蠹魚”一詞：
蠹魚，虫部，又名書魚、衣魚、白魚、蟫魚等等，以紙為故鄉，以書為桃源，故最適宜喻指嗜書如命者。
因為蠹魚有此含義，故有不少讀書人在編文集時用“蠹魚”為名。比如民國年間的《蠹魚篇》，臺灣傅月庵的書話集《生涯一蠹魚》，浙江古籍出版社也推出了“蠹魚文叢”，計有陳子善《浙江籍》、揚之水《問道錄》、子張《入浙隨緣錄》等文集多種，頗可一讀。
蠹魚，可比擬為藏書家，若比擬為讀書人，自然也是貼切的。民國政客陳群的藏書印作：“來生恐在蠹魚中。”紀曉嵐也自作一聯：“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蠹魚也可以指考據癖患者，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卷十中，卻以“蠹魚爾何知，終日會糟粕”一句，就將考據家貶作只知鑽故紙堆的蠹魚。
除了借蠹魚擬人，還有借蠹魚比喻圖書館的。楊絳在《〈錢鍾書手稿集〉序》裡說：
“他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他譯為飽蠹樓）讀書時養成的。因為飽蠹樓的圖書向例不外借。到那裡讀書，只准攜帶筆記本和鉛筆，書上不準留下任何痕跡，只能邊讀邊記。”（《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一冊）“飽蠹”即“飽蠹魚”，古代形容圖書之多；故錢鍾書將牛津圖書館譯作“飽蠹樓”，音義兼備，堪稱妙手偶得。
錢鍾書是玩文字遊戲的大行家，我在“六蠹”這個詞中玩文字遊戲，也是出於效仿先賢之義。“蠹”為“蠹魚”，“六”則是指過去舊曆六月六有晾曬物事的風俗。
胡文輝在《小腳大賽》一文中，提到“每逢此日，皇宮則晾曬文獻，寺廟則晾曬經卷，店鋪則晾曬商品，一般人家則晾曬衣物。”在胡文輝看來，“六月六，人曬衣裳龍曬袍”恐怕有些炫耀的意味，而我以“六蠹”一詞代指曬書，實為整理讀書筆記，也有幾分自得的意味。
蠹、讀、毒
“蠹”與“讀”諧音，在江浙一帶，有將“書呆子”讀作“書讀頭”的說法。比如杭州圖書館開設微信公眾號“書Today”，自稱“讀頭君”。胡適在《現代中國學人眼中的“摩托車”》一文中，也提到了同音的“書踱頭”。
“你開著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腳也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並用，同力合作……什麼書呆子，書踱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勤，五官不靈了。”
胡適筆下的“書踱頭”，還有寫成“書獨頭”“書堵頭”“書督頭”“書篤頭”“書鐸頭”或“書踱頭”的，意思都是形容一個人讀書讀得死板了，刻板了，什麼都要照書上講的，或者書生氣太足，足過頭了。
不過有網友指出，某《辭典》裡，將“書讀頭”寫成了“書毒頭”，讓人想起數十年前對一些書籍以“毒草”的評價。不過有些大學者，對自己的學問，也往往以“有毒”自矜。胡文輝在《學問·毒》一文中，先舉例五十年代臺灣的獨裁者稱胡適思想為“毒素思想”，又舉例說陳寅恪、錢鍾書兩位大學問家，對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也自稱有“毒”。
此外還有做歷史學研究的唐長孺先生，在中華書局工作時，也曾被調皮的孩子說：“你又放毒呀”，這當然是動盪年代的遺毒了。
另外，杭州話裡，有一個詞“六二”是用來罵人“笨蛋”的，從“六二”中擇“六”，加上書讀頭的諧音“蠹”，也能湊出一對“笨蛋”來，倒是與我名字諧音“愚者”相映成趣。
胡文輝的書
讀胡文輝的書，得對上腦電波，如果你和我一樣，是信奉“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對各種雜七雜八的知識感興趣，希望能透過閱讀更新自己知識庫的人，或許會讀得很愉悅。
比如著名的“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夢未完”，我們都會下意識地將其按在張愛玲頭上，但實際上，只有“恨紅樓夢未完”是張愛玲在寫《紅樓夢魘》時的獨創，“鰣魚多刺、海棠無香”根據胡文輝查證，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彭淵材，典出宋人釋惠洪（即彭淵材之侄）的筆記《冷齋夜話》卷九：
“淵材迂闊好怪……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
所謂“若干恨事”，後來還有清人張潮《幽夢影》的“十恨”與弇山草衣《幽夢續影》的“三恨”，但流傳至今，卻是張愛玲從古人中摘來兩句，加上自己一句“恨紅樓夢未完”為人熟知，此中緣由，恐怕是張氏盛名之故。
同樣是“文抄公”的周作人，晚年刻一印章“壽則多辱”，這句話雖出自《莊子》，但周作人在翻譯日本古僧吉田兼好《徒然草》（上卷第七章）時，也用到了這個詞。
“在不能常住的世間，活到老醜，有什麼意思？‘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體。”
這句“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體”既影響了周作人，也影響了同樣留學日本的錢玄同，因此有了“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這句名言。
錢玄同在52歲時因腦溢血不幸早逝，周作人則一直活到82歲，在他生命最後時光遭遇的衝擊，也正應了“壽則多辱”四個字，而反過來說，如果只看周作人的前四十年，甚至前五十年，說他是中國最好的文學家，應無異議。
對於周作人，胡文輝有句話頗為合適，也不妨作為本書結尾：
對於歷史，我們固然要儘可能接近真相，但殊不必陷於追求絕對真實的偏執之中。認識歷史固難，但理解歷史中的人，其實更難。對歷史的認識之難，歸根到底是對人的理解之難。人比歷史更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