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李小龍圖書館系列叢書第1冊：龍之語錄》（WORDS OF THE DRAGON）。
原文曾於1972年6月刊登於臺灣報紙，作者李小龍。
該書收錄李小龍1958-1973年接受各種採訪的談話記錄。
我從泰國拍完《唐山大兄》和嘉禾的外景隊一起回港，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放棄美國那麼好的事業不幹，卻回來拍國片？
或許大家認為，國片依然還處於艱難的發展之中，回來拍國片，簡直就是受苦。對這問題，可不容易回答，我只能說：“我是中國人，當然要盡我的一份責任！”
事實上，我是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我是中國人，這是毫無疑問的。至少，我留在美國那麼多年，我是這樣看自己。而在西方人眼中，我當然是中國人。
作為一箇中國人，少不了我必須具備有中國人的基本條件。所謂的條件，我指的是關於文化的、感情的，以及在具體行動的表現上。
我作為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是一個意外，或許這是先父有意的安排。那時，美國的華僑社會里，來自廣東省的人最多，他們非常懷念家鄉，想念家鄉的一切。在這種環境下，那有著濃郁家鄉特色的粵劇便順理成章的大獲成功。先父是著名的粵劇演員，很受群眾歡迎。於是，他有許多時間留在美國登臺表演。我出生的時候，也正好是先父帶著母親留在美國演出的時候。
但是，先父並不讓我在美國接受美式教育，在我三個月大的時候，他送我回到了他的第二故鄉——香港，和他的親屬生活在一起。可能是遺傳或者是受到環境的影響，在香港讀書時，我對電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先父與已經去世的導演秦劍先生及當時德電影演員和導演們非常熟悉。這些世叔世伯們把我帶進片廠給我一些角色演出，我開始從客串演出一直到以童星身份主演粵語片。
這在我一生中，可以說是很重要的，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文化，我非常喜歡，我強烈的意識到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在那時我當然不瞭解，也不知道環境對於一個人人格和個性的完成，會有那麼巨大的影響。然而，“我是中國人”的這一概念正是在那時候萌芽的。
好鬥的童年
從童年到少年的那段時期，我老是惹是生非，世叔伯們老是批評我。我既頑皮搗蛋，更是脾氣暴躁，好勇鬥狠。不但使同年齡的“對手”對我要退避三舍，就是成年人，有時候我也不會放過。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變得那麼好鬥。我對任何看不順眼的人，第一念頭就是：“跟他見個高下！”用什麼和人家見個高下呢？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的拳頭！我以為打敗人家，就是勝利，我卻沒有想到，用暴力打敗人家，並不是真正的勝利。後來，我進了華盛頓大學主修哲學後，我對過去的想法感到非常的遺憾與後悔。
我為什麼學習哲學
我之所以要選擇攻讀哲學系，與我童年時代的“好勇鬥狠”有關。我常常問自己：勝利了又怎樣？為什麼人們把榮譽看得這麼重要？什麼才是榮譽？什麼樣的“勝利”才是光榮呢？於是，當我的導師幫助我選系的時候，他認為以我的求知慾，最好是學習哲學，他說：“哲學會告訴你人是為了什麼而活著！”
當我告訴親戚和朋友們我選讀了哲學的時候，大家都很驚訝。大家認為我最好是選讀體育，因為，我從童年到中學畢業，我唯一感興趣的課外活動是中國武術。事實上，武術和哲學看來是兩個極端，但我以為中國武術的理論部分很晦澀難懂，而武術的每一個動作，都應該有著它的道理。我想，國術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我希望能把哲學融入進武術裡去，所以，我堅持讀哲學。
我從來沒有間斷過對武術的研究與鍛鍊。當我對武術追根溯源時，我產生了一個疑問：每一派的武功，都有他們自己的套路和風格，這種既定的形式，是否就是創派者的本意呢？
我不這麼認為，包括哲學在內，形式是進步的羈絆。任何創始人的武功必定比一般人高，也比一般人聰明，如果他的弟子們沒有與其相同的創造力去繼續發展他的成就，那麼，就不免流入形式化了，任何發展和突破都將是不可能的。
不能拘泥於形式
基於此種理解，使我放棄了以前所學的各種套路以及形式上的東西。其實，我並不想給我自己所領悟的國術取一個什麼名稱，但是，為了方便稱呼，我還是稱呼它“截拳道”，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截拳道和其他門派的功夫並沒有明顯的區別，因為我強烈反對任何既定形式和理念，也更反對派別之見。截拳道是什麼？毫無疑問是中國武術！一個沒有門派之分，反對讓武術流於形式，從傳統模式中解放出來的中國武術。
以智取勝
武術最重要的是“中心思想”和“實際應用”。中心思想是基礎，有了基礎才能在實際運用上得心應手。武術的關鍵在於快捷、力量及耐力。截拳道拒絕一切束縛和形式，強調靈活的運用頭腦與身體來保護自己以及攻擊對手。
如果有人認為某某的打法是“李小龍的截拳道”的話，那是很可笑的，我之所以稱這種武術為截拳道，不過是想強調當機立斷，制敵機先而已。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做出來的動作稱為“道”的話，有一招是最能被叫做截拳道的。這是在《精武門》我與羅伯特·貝克的打鬥，他在影片中飾演一個俄國拳師。你可以回憶一下那個場景：羅伯特·貝克用絞剪腿夾住了我的頸部令我動彈不得，我唯一能活動的是我的嘴，於是我就咬了他一口！
我不是在開玩笑。截拳道沒有任何形式。截拳道只遵循一條法則：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關注結果而不是方法；練習自己對力的控制；不拘泥於形式。
很多朋友都很關注我的過去，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我曾在美國的國際性武術比賽中擊敗了一些冠軍，並因此使我成為武術界的“強人”，但這是毫無意義的。這是匹夫之勇，也是偶然的勝利。如我所說，我在接觸到了哲學後就改變了我的觀點。古語云：“強中自有強中手，一山還比一山高”，每一位拳師授徒的時候，總以這句話作為對弟子的贈言。
武術的新境界
哲學固然把我的“截拳道”帶進一個武術的新境界，而我的“截拳道”也帶我走進電影界新的領域。童年時代，我對拍電影純屬消遣，後來，好萊塢的製片人，認為我的武術很有吸引力，希望我在他們的影片中扮演角色。電視片集《青蜂俠》就是一個例子。這時，我意識到這樣拍片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些角色不適合我，這並不是說我自己不能勝任片中的角色，事實是：因為我是黃面板的中國人，我不可能成為白種人的偶像，更不能振奮起同胞們的情緒。因此，我決心回來為中國電影的發展盡一份責任。
回香港拍片，純粹是一種對於自己國家嚮往的感情在推動。我認為這能比賺到更多的錢更問心無愧。我的朋友們都告訴我，拍國片的待遇比我在美國的收入會差很多，但對我來說錢並不是最重要的，這些年來的積蓄足以讓我過上舒適的生活。人活著如果光是為了錢，那就會失去了自我，變成金錢的奴隸。
有件事讓我覺得很沮喪，在我決定回來的時候有人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願意回來他們將給我10000港幣並且有挑選劇本和導演的權利，我告訴他們別來打擾我。
這是我想要的嗎
後來，我和嘉禾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鄒文懷先生出席，對我來說他的洞察力讓他的嘉禾公司前途無量。作為一家公司，他們利用切實有效的方法來促進更理想的電影產業：像鼓勵獨立製片，給導演和演員足夠自由去探索和展現她們的天賦。因此，我同意演出兩部電影《唐山大兄》與《精武門》。
起初我從來沒想到這兩部電影能如此激發公眾的激情。我在拍攝時沒有刻意的想著創紀錄。我只是盡我最大的努力拍好電影。它給了我一個驚喜，《唐山大兄》的票房是3180000港幣，創了一個紀錄。
因此，我終於下定決心結束了我在美國的所有業務，把我的工作重心全部轉移到了與嘉禾公司拍攝電影上來，我和鄒文懷先生組成了協和製片公司。在嘉禾公司的全力支援下，我們開始拍攝《猛龍過江》。
我不敢說我有多大的成就，但是這是我電影生涯的開始。在《唐山大兄》與《精武門》的帶動下，我決定將我的一切全部奉獻給中國電影。我尋找到了一條真理：中國人將永遠是中國人；我是一箇中國人，我就應該拍攝中國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