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剛爆發時，當時的公知領袖、才子班頭，20世紀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反應既興奮又期待。
他不斷向英國駐彼得格勒的大使打聽俄國的近況，卻因為隔得太遠不得要領。
1920年，羅素啟程去了一趟俄國，與列寧等人長談，親自了解到俄國情況的羅素認為，俄國理論有兩大謬誤：一個是人性上的，一個是理論上的。
人性上的謬誤，是幻想透過宣揚仇恨，以鬥爭的形式促成美好結果，以天下大亂帶來天下大治——卻不去想，那些養成仇恨習慣的人，一旦得逞，就會馬不停蹄尋找新的仇恨目標。
理論上的謬誤，則在於他們堅信，經濟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權力形式，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資本家，就能馬上消除剝削和壓迫。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結果。
後來羅素寫了“布林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對在俄國發生的一些事情進行了否定的判斷。
當年，羅素這種不與時俱進的反對態度惹惱了很多人，羅素成了當時輿論的靶子，左右兩派都給他起了外號。
羅素還因為自己的觀點，引發了不小的家庭內部矛盾，夫妻關係也搞得很狼狽。
羅素《論布林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來讀了，他針對俄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胡適當時還沒弄明白，也不遺餘力地為蘇聯鼓掌，他認為蘇聯人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正在做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實驗。
為此，徐志摩曾經專門與胡適展開討論，胡適後來的轉變和認識應該也與徐志摩的影響有關。
魯迅先生當時也很積極，寫了好幾篇熱情洋溢的文章。
離開俄國後，羅素應梁啟超邀請來華講學，對俄國模式提出批評，羅素對俄國的態度影響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羅素的態度。
羅素來中國後，力挺俄國的魯迅先生率先發難，寫文章諷刺羅素。
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陳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開，譏評四起。
據趙元任晚年回憶，梁啟超主張講學不分地域門戶，而胡適曾經試圖阻止他去應聘羅素的翻譯。
羅素在長沙演講，趙元任用湖南方言進行翻譯，並且給英式幽默中的雙關語也找到中文的對應詞。1920年10月31日，長沙《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和羅素先生的談話》。
羅素認為，古今中外的人們總在幻想“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革命”，這樣的想法很不錯，但只能是痴人說夢。因為事實恰恰證明，給人類帶來了最多、最大災難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蠻和狂熱的信仰。
羅素在華十個月，表面雖然熱鬧，內裡卻知音難遇。他也直言不諱地寫出對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些習氣的看法，比如：“中國人絕對有禮貌，喜歡阿諛奉承，但你仍會覺得他們很神秘，說話很含蓄。他們相互之間的對話經常讓我們不知所云。”
1921年春，羅素在保定演講，禮堂沒有生火，羅素堅持要脫掉外套演說，引發高燒，最後竟至病危，不得已請杜威為他擬好了遺囑。日本報紙未經核實還發布了羅素的死訊。羅素後來說，中國人打算把他葬在西子湖畔，並且修一座祠堂來紀念。
幸運的是，洛克菲勒集團提供了血漿，幫羅素闖過了這一關。
1921年7月10日，羅素離開了中國，這次中國之行以雙方面的失望告終：羅素失望的，是沒有為工業文明尋到解藥；中國人更失望，因為羅素太難被納入一個要麼激進要麼保守的簡單模子裡了。
羅素回到英國後，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他在書裡指出：由於中國文化缺失科學這一面，讓東西方人的知識觀念顯現出巨大差異。
羅素渴望人類國家能夠走向自由法治的環境，渴望世間永無苦難，人人安享太平。
羅素說：我渴望任何一個國家、種族或主義，都屈服於每一個生命個體的自由、價值與尊嚴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卻總讓我滿含絕望的淚水。
（注：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世界和平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羅素195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學史》、《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轉自微友蘇三，來源：江淳散文，Jack讀歷史／江淳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