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白俄羅斯革命家康士坦丁（卡斯圖西）·卡林諾夫斯基為農民的自由進行了忘我的鬥爭。他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忠實信徒，在彼得堡唸完大學後就於1861年回到故鄉，獻身於革命事業。
卡林諾夫斯基同瓦·弗魯布勒夫斯基合辦了白俄羅斯第一種秘密報紙《農夫真理》，他在報紙上堅決主張用革命手段解放農民。1862年，卡林諾夫斯基在維爾諾城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領導白俄羅斯和立陶宛的起義準備工作。卡林諾夫斯基懂得，白俄羅斯人民只有同俄羅斯人民和波蘭人民共同行動，才能爭得社會自由和民族自由。
他在一篇傳單中寫道：“莫斯科人民是我們的自由兄弟，並不想成為壓迫者。他們堅決地把造成我們奴隸地位的責任歸之於沙皇制度，使沙皇制度註定遭到滅亡。”卡林諾夫斯基強調指出1861年改革的掠奪性質時說，人民要求擺脫農奴制的奴隸地位，沙皇感到害怕，改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實行的。
阿爾明尼亞傑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米凱耳·納爾拜疆始終不渝地揭露1861年改革的農奴制性質。納爾拜疆從1853年起旅居莫斯科。他在拉扎列夫東方語學院教書併為在莫斯科出版的阿爾明尼亞進步雜誌《北極光》撰稿。納爾拜疆做了許多革命教育工作。他兩次出國，同赫爾岑和奧加遼夫取得聯絡。納爾拜疆完全贊同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觀點，同農奴主和自由派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
他在1862年在巴黎出版的著作《農業是正確的道路》中，嚴詞抨擊俄國農民改革的侷限性，主張用革命精神來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納爾拜疆承認俄國革命運動的巨大意義。他寫道：“俄國的解放對於全人類都有重大意義。”他把阿爾明尼亞人民和沙皇俄國其他各族人民的解放鬥爭同俄羅斯人民的解放鬥爭聯絡在一起。
1861-1863年群眾性的農民反農奴制的鬥爭，引起了革命運動的新高漲。青年學生熱烈響應蓬蓬勃勃的農民鬥爭。1861年春天，國內就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喀山的大學生在官軍屠殺別茲德納村農民事件後不久，就給安東·彼得羅夫和他的死難同志舉行追悼會表示抗議，民主派歷史學家阿·普·沙波夫在追悼會上發表演說。他表示堅信別茲德納村的流血犧牲“一定會喚醒人民起來舉行起義和爭取自由”，他並且要求在俄國實行立憲制度。同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還發生了最早的大學生街頭示威遊行。
這時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先進人士加強了革命活動。他們打算秘密印發給各階層居民的一系列的革命傳單。從1861年下半年起，一群革命家印發了三期名叫《大俄羅斯人》的小報。在這些小報中要求徹底解放農民，給他們土地，使各被壓迫民族享有自由，在俄國實行民主制度。同年9月，俄國出現了赫爾岑的倫敦印刷所印行的舍爾古諾夫和米哈伊洛夫所寫的傳單：《告青年一代書》。傳單號召青年組織革命小組，並提出了為推翻專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而鬥爭的廣泛的綱領。在1862年上半年，莫斯科革命學生會的組織者柴契涅夫斯基寫了《青年俄羅斯》宣言，提出了建立“俄羅斯社會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他主張進行堅決的革命行動，提出推翻專制制度和在俄國建立革命專政。
1861年底，俄國產生了革命組織的領導中心——秘密的“土地和自由社”，它的思想領導人是公認的革命民主主義陣營的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土地和自由社”同赫爾岑和奧加遼夫保持聯絡；它的領導核心包括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親近同志：尼古拉·謝爾諾－索洛維也維奇和亞歷山大·謝爾諾一索洛維也維奇兄弟、尼·奧勃魯切夫、亞·斯列普卓夫等人。“土地和自由社”在莫斯科、喀山、薩拉托夫及其他城市設有分社。
1862年夏天，政府對革命民主主義陣營的力量加以打擊。7月7日沙皇當局逮捕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並把他監禁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不久，又以串通“倫敦的鼓動者”的罪名逮捕了尼古拉·謝爾諾－索洛維也維奇、納爾拜疆和其他許多革命活動家。《同時代人》雜誌被禁止出版。
憲兵把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押在要塞裡達一年半之久，以尋找對他提出起訴的正式口實。後來根據偽證和偽造文書判處車爾尼雪夫斯基苦役刑14年，刑滿後流放西伯利亞。沙皇政府迫使這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領袖在西伯利亞服苦役和在遙遠的維呂斯克牢獄渡過了將近20年時間。到1883年才準他返回歐俄，居住在阿斯特拉罕。到1889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請準遷居薩拉托夫，不久就在那裡逝世。車爾尼雪夫斯基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始終是一位堅定不移的革命家。
1863年春天的農民運動高潮，以及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的起義，促使俄國的革命組織積極展開活動。“土地和自由社”的領導人印發傳單，號召支援波蘭起義。赫爾岑在《鐘聲報》上發表文章，捍衛波蘭的獨立。喀山大學生小組打算在伏爾加河流域發動起義，以便牽制沙皇的軍隊阻止它去鎮壓波蘭起義，但是，革命者的謀劃被發覺了，“喀山密謀”的參加者遭到槍殺。
規模巨大的農民騷動使資產階級自由派大驚失色，他們同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運動分了手，死心塌地地去支援沙皇政府的反動政策。正是這批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大肆攻擊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即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們曾呼籲政府對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施加無情的鎮壓。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革命年代裡，自由派和農奴主勾結起來，共同反對日益壯大的革命民主運動。自由主義者卡維林公開宣稱，代議政體對俄國來說是“無意義的幻想”，俄國人民彷彿還“沒有進步到”實行立憲的程度。後來列寧在痛斥自由派在“農民改革”時期的背叛行為時寫道：“我們看到過自由主義者們對待60年代初的革命運動是何等怯懦和愚蠢······他們不是奮起捍衛被政府迫害的民主運動的首領們，而是袖手旁觀並替政府辯護。”
群眾性的反農奴制運動的發展，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著手在俄國其他民族中廢除農奴制度。由於1863年的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的農民起義政府進行了俄國西部邊區和西南邊區的農奴解放法令的修訂工作。政府為了削弱這些地區爆發的農民運動，解放農奴的條件稍稍放寬一些。白俄羅斯農民、立陶宛農民和德聶伯河右岸烏克蘭地區的烏克蘭農民從1864年初起必須實行贖免，贖金數額平均減少20%。此外，在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對法定文書也作了修改：被特別削減了的農民份地顯著地增加了，而義務則略予減輕。
在比薩拉比亞，由於農民騷動的影響，摩爾達維亞族的地主的農民的地位有了改變，凡依照1861年法令取得解放而沒有獲得土地的，得到了與佃種地主和寺院土地的當地自申農人平等的地位。根據1868年的特別決定，佃農以履行一定義務為條件取得份地的永遠使用權，拜有權贖免這種義務。
沙皇政府也不得不考慮到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德意志貴族同早在十九世紀初就失去土地的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農民之間的尖銳關係。依據1863-1868年敕令，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農民可以把盤剝性的工役地租折成貨幣地租，拜且取得了脫離貴族莊園的權利。根據1861年2月19日法令，1866年在波羅的海沿岸各省為農民建立了行政管理機關。
伏爾加河中游和烏拉爾一帶民族地區的國家農民和皇莊農民，很大一部分在1863-1866年得到了解放。廢除皇室莊園農奴制的條例是1863年頒佈的。皇莊農民取得的土地，其面積等於1861年法令為該地區規定的全部數額的份地，並立即實行贖買。內地各省的國家農民根據1866年敕令實行贖買，這個敕令規定國家農民保有從前的份地，贖買期限由他們自己確定。第二年，這項法令推廣到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德聶伯河右岸地區的國家農民，並且必須使他們得到贖買。
在高加索，廢除農民的農奴依附關係是在十九世紀60年代階級鬥爭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開始的。那時，農奴起義在喬治亞某些地區特別頻繁（最大的起義是1857年的麥格列里亞起義，積極參加這次起義的農民達15，000人）。1864-1866年，政府按照對地主特別有利的條件解放喬治亞農民。
為使每個農奴獲得人身解放，由國庫一次發給地主贖金，最多達到50盧布，並且為地主保留了大部分地產。喬治亞農民的份地平均減少了30%，而從前被地主剝奪了土地的農民根本得不到土地。農民為了使用份地，仍舊和從前一樣必須把一部分收穫物繳給地主，所繳的收穫物，耕地和葡萄園高達1/4，刈草場高達1/3，等等。喬治亞的實行贖買，也須取得地主同意，贖買條件特別苛刻，贖買果園和葡萄園的全部贖金，農民必須繳付現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