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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倫理混亂的電視劇,張愛玲筆下戰亂時的香港上層人物

一部倫理混亂的電視劇,張愛玲筆下戰亂時的香港上層人物

故事是《第一爐香》,但不是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只能說和原著的感覺有一部分相像。平鋪直敘過於直白,沒有原著那些確切而玩味的描繪。原本最不看好彭于晏的喬琪喬,看完發現他倒是相對符合原著角色的了,實在是因為馬思純的可塑性有限,俞飛鴻的神氣也過於簡單不夠複雜。另外藍橙色調總覺得和故事不搭,讓人總想加幾筆明黃和墨綠上去,那才是香港啊。

一部倫理混亂的電視劇,張愛玲筆下戰亂時的香港上層人物

《第一爐香》劇情架構,整體而言是對照著張愛玲原著小說搭建的,且保留了核心立意:以戰前英殖香港為時空背景,涉世未深的上海少女葛薇龍投奔姑媽梁太太,在情、欲、物的幾重誘惑下,漸趨隕落沉淪,人性發生驚心動魄的悲劇性深刻蛻變。

但正是順著原著核心立意拍的緣故,廣大網友在劇照曝光初始就開始的海嘯級吐槽的選角問題,最終證明並不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一葉障目。攻擊演員當然沒有意義,演員沒有錯,但演員與角色嚴重違逆,選角失敗是板上釘釘。

葛薇龍/馬思純。葛薇龍的初始狀態是涉世未深,但並非被動型人格的傻白甜,她父母離開香港,她卻主動留下去找姑媽求助,且知道姑媽的不堪底細,就足以證明她主動性的一面。外在形象,不論小說給予各人的主觀想象如何不同,蛻變後的強烈對照感必須有。自始至終微胖的馬思純形象絕未體現出這個關鍵性轉變。

喬琪喬/彭于晏。之前坊間有流傳喬琪喬原型是澳門賭王何鴻燊(原始觀點來自符立中,張愛玲與何鴻燊是港大同屆不同專業的校友),且不論事實究竟如何,彭于晏肯定不合適。其一,喬琪喬混血乃鐵定事實,影片中梁洛施對著彭于晏左一句混血又一句混血,場面尷尬到爆。其二,除了混血,喬琪喬的外在形象特徵,“沒血色,連嘴唇都是蒼白的”,“脾氣有點陰沉沉的,帶點丫頭氣”,這是一個比較標準的頹廢,縱慾,沉溺聲色世界的卡薩諾瓦式形象。彭于晏的形象恰好相反,面板黝黑,身材健碩,陽光俊朗。葛薇龍愛上這樣一個形象的男子,沉淪感稀釋不少。

姑媽/俞飛鴻。姑媽是典型張愛玲式人物,一個以曹七巧為原型不斷膨脹的人物形象。俞飛鴻的問題出在其形象非但不是“美人老去,眼睛卻沒老”,反而是華貴典雅有餘。她與盧兆麟的床上戲,所展現的火辣身材,讓人會覺得無比莫名:以她的性魅力為何還要找這些女孩去吊男人。姑媽所意喻的舊式宗法社會的悲劇性犧牲品形象,從俞飛鴻的光豔形象來看,根本無從談及。

一部倫理混亂的電視劇,張愛玲筆下戰亂時的香港上層人物

司徒協/範偉。形象特色與地域特色都有明顯差距。“乾瘦小老兒”,範偉的形象,壯碩,正值壯年的樣子。小說這麼寫,是要凸顯姑媽的不堪,老情人不過是這樣一種形象。“汕頭財主”,範偉一說話更是差之千里。

如果說王安憶與許鞍華在語言與敘事上不忠於張愛玲,實為冤枉。但把原文前半部分晚清世情小說的語言,老老實實地搬到銀幕上,並不加區別地透過臺詞直白敘述,令觀眾大呼“尷尬”。而小說後半部分的批判式敘述,也透過非生活用語敘述,令觀眾又墮入“青春疼痛觀影”體驗。這種近乎勤懇的原著搬運工式的電影創作,令人對這樣的“忠誠”是否值得表示懷疑。

原著小說在語言創作上原意是一種“冒險的”風格化實驗,而電影在改編上不但沒有對其“藏拙”,反倒是誇大了這種不自然。上世紀四十年代周瘦鵑刊發《第一爐香》時,驚於張愛玲這位年輕作家的特殊才華,但他對這篇作品的欣賞程度有限,連張愛玲本人都感覺到他“並不激賞”自己的小說。當時周的評價與介紹是“張女士一種特殊情調的作品”,寫的是“所謂高等華人的驕奢淫逸的生活”。也就是說,作為當時的通俗小說重鎮編輯,周並沒有在作品格調與主旨上過分讚賞這部作品,在當時看來,《第一爐香》的語言顯然並未錘鍊完善,而這種實驗性質的先鋒語言,也並未得到編輯的完全認同。甚至毫不意外地被傅雷詬病到:“至於人物的缺少真實性,全都瀰漫著惡俗的漫畫氣息,更是把他們 ‘看成腳下的泥’。……她小說中的人物不是外國人便是廣東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語上無法積極地標識出來,至少也不該把純粹《金瓶梅》《紅樓夢》的用語硬嵌入西方人和廣東人嘴裡,這種錯亂得可笑的化裝,真乃不可思議……”。電影裡卻不加區分地保留了張的“紅語”使用習慣,比如睇睇和睨兒的對話“動腳的是浪蹄子……你這蹄子真踢起人來了”,與《紅樓夢》裡罵青年女性為“蹄子”、“浪蹄子”、“小蹄子” 如出一轍,如:第三十七回晴雯罵秋紋為“沒見過世面的小蹄子”;第五十二回平兒叫晴雯為 “那蹄子”。葛薇龍“姑媽是水晶心肝的玻璃人兒,我在你跟前扯謊也是白扯。”《紅》裡《紅》第四十五,李紈曾笑著對鳳姐說:“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

許鞍華之前的兩次改編(《傾城之戀》《半生緣》),都是順著張的原著拍,沒有像李安那樣改變小說原意,大的問題是始終沒有抓住人性隕落的要害問題做文章,次要問題是影像氣氛營造能力不佳。

《第一爐香》是張早期成名作,為典型“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的鋪排結構。如許子東總結的,小說的戲劇性結構非常明確,葛薇龍的四次心理轉變過程便是四個曲折跌宕的節點。影片對這四個節點,有留意到,也有輕鬆放過。

第一個是葛薇龍初入姑媽家房子的心理感覺,白房子變墳山,鬼氣森森,再入是“綠幽幽地,一方一方,彷彿薄荷酒裡的冰塊。”這第一個節點,影片完全放過。

第二個是葛薇龍在衣櫥裡發現了一大堆新衣服,突然覺得,“這跟長三堂子裡買進一個人,有什麼分別?”,這句很是擊中要害的話影片倒沒有放過,但改為由丫鬟睇睇說出,效果不鹹不淡。

第三個是司徒協送給葛薇龍的金剛石手鐲(戴手銬隱喻)。這一段影片中也有,但隨之的一些心理描寫只能略去。效果大打折扣。

第四個是葛薇龍病了,在病中,她反覆思量,終於還是被征服,源自“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這是最重大最關鍵的一次轉折。電影無法表現這個高度深刻、真實、恐怖的靈魂折磨過程,代之以表現葛薇龍去船艙被低下階層奚落後決心接受這個圈子,這等於是強化了物質利益的誘惑面,失之簡單粗暴。

四個節點就這麼浮皮潦草的處理,選角又是塌方級,剩下的氣氛營造……全片沒有顯出任何港味、滬味、殖民味、東方主義味,這又與演員選擇有關,譬如喬琪喬和葛薇龍的對話其實是英文展開的,小說不方便直接寫英文以輕度翻譯腔代替(歸因於語言自有的想象屬性),但是直觀呈現的電影也這麼來……

一部倫理混亂的電視劇,張愛玲筆下戰亂時的香港上層人物

“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她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達到極樂天堂。當她發覺受到海市蜃樓的欺騙時,為時已晚,她的力量在這種冒險中已經消耗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