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那是中學。男生經常課間、午後，在學校的操場上打籃球。每個年級，總有那麼幾個“風雲人物”，球打得不錯，學習成績也好，成為明星學生。球場邊，總會有圍觀的女生扎堆，目光隨著心儀的男生。一旦進球，叫好聲、掌聲不斷。
那些男生裡，也有過我喜歡的人，但我從來沒有去操場看過他們打球，頂多路過的時候瞥上一眼。中午寫作業、看課外書，有時候叫好聲太大，從窗外灌進來，我還會嫌它吵了我的清夢。
我總想，憑什麼作為女生，只能成為圍觀鼓掌的那個。我也想有我的舞臺，想有屬於我自己的掌聲與喝彩。
那時候，我有一個科學家夢，想成為生命科學家，因為聽說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我從初中起，就參加生物課外小組，得過北京市生物競賽一等獎，全國聯賽二等獎，還在高一，參加過華大基因承擔的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的測序工作。
那時候，我也有一個作家夢。我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發表作文了，一直到高三，幾乎大小考試，我的作文都是全班、全校的範文，每個月，都能收到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高二那年，我報名參加《萌芽》雜誌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一個人坐火車去上海參加複試，和郭敬明同年獲獎。
但我高中的男朋友看不上我的雄心壯志，他覺得我沒他聰明。他靠化學聯賽一等獎保送進北大，我祝賀他。而我在《中華活頁文選》上新發表了關於蘇軾的文章，興奮的拿給他，他看都不看一眼，放在一邊，繼續給我講他剛在《科幻世界》上讀的劉慈欣。
直到我拿到北大理科系的錄取通知書，他還是在說：“女生不適合學理科”。我高考分數其實比他高，為此他很受刺激。那年夏天，我們就分手了。原因可以講出很多，但大抵還是因為，我不願意做一個單純為他鼓掌的人。
這些都只是小時候的高光時刻。我深知，好女不提當年勇，說出來是要被人笑話的。
我亦不是生活在少年“輝煌”裡無法自拔的人。大學後幾經輾轉，世態炎涼，嘗過很多挫敗和低潮，而立之年後很久，才完成學業，在海外謀到一份教職。無恆產，有文債。但心也很篤定。我最好的時刻，就是現在的時刻。
今天講這些，是因為最近越發被一件事情困擾：
我感覺我身邊的同齡女性友人，一個個都非常優秀，很多年少時負笈重洋，皓首窮經，現在名校任職。才華橫溢，赤子之心不泯，為人又可親可敬，自有一番敦厚溫柔。
但她們大多特別低調，很少炫耀什麼，也不恃才傲物，在學術場合，由於神態超然，還常會被誤認為學生！我和這些女性友人，經常在私下反思自己所得，多少是特權，多少是靠所謂個人的才華天賦，答案是我們只是幸運而已。交流多了，會覺得個人其實沒那麼重要，名利一世，不換姐妹圍爐夜話一宵。平常心看一切就好。
而同齡的不少男性同事，固然也不乏有才的，卻分配了不合比例的、更多的聚光燈的焦點。他們出版的書籍，得到更多的報道；他們被更多邀請接受媒體採訪、播客對談；他們對擁有眾多“粉絲”這件事，更坦然接受；他們互相之間很容易就稱兄道弟，讓以他們為榜樣的那些更年輕的人，心裡生出一種羨豔。這裡面，有時候，還有些小姑娘對才子的懵懂傾慕。他們中有些人，可能出於“專業精神”吧，從不談自己的婚姻家庭，彷彿鑽石王老五。他們中如果有些是好父親，在朋友圈常常曬自己的育兒經，那更是博得大家的好感。
這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自然。他們也是我的朋友、同事，我用善意理解他們。但我為我的女性朋友鳴不平，為什麼即使她們擁有這些男同事擁有的一切（學位、教職、出版、才華——甚至很多遠超男性），也很難駕馭同樣的人設，成為小有名氣的偶像？或者很難因為自己的艱辛育兒工作，得到同樣多的讚許？難道對於學術母親來說，育兒就是份內的事情？
我想給我這些女性朋友，以及我自己，更多的喝彩。我覺得我們最大的障礙，是太過於自省。我們會反思作為極少數的幸運者，自己的經歷有多少值得分享？這種分享，更多的是勵志故事，還是給他人帶來一種虛假的幻想，或者經驗層面的壓迫感？
我們也會反思，在一個“academics can have it all”的神話下，有多少被遮蔽的犧牲與勞動。在一個父親樂此不疲地曬娃的背後，是他的妻子的各種配合，也有老一輩家長們的免費勞動，不是嗎？而後者，比妻子的身影，更少出現在我的朋友圈。
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們還會自責，我們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對著一個全男性構成的學術會議或者“學術委員會”，進行指責。在我們的批判被當真之間，我們首先會被貼上“那個就知道拿性別說事兒的瘋女人”的標籤。
但問題是，如果這些事情沒人call out，就會打哈哈地過去了，然後這個毫無性別平等意識的學術圈結構，就會一遍遍地被複制，兄弟俱樂部會代代不息。50後被淘汰了，還有60後正在忙著騷擾女學生。60後被metoo掉了，還有70後娶女學生。70後情債還完了，還有80後家暴，90後前PUA後繼——沒有人可以放下一切，做得起那個“瘋女人”，去懟天懟地懟一切。
而我們的男性盟友在哪裡呢？口頭上抽象支援“平權”的人，如今有很多。再進一步能準確理解“女權”不是“女人要踩在男人頭上”的，會少一些，但是也有。而敢於承認自己是“男性女權主義者”的，就已經很難得了，屈指可數。
而我覺得，我們現在最需要的一種盟友，其實可能都不必懂女權理論，他只要願意做飯、平分家務、在我們趕論文的時候多帶帶孩子，就很好。
他能在自己參加的學術活動中，主動提出多邀請一些女性，就很好。
他能在女同事說話的時候，不打斷，耐心聽完，就很好。
他能在接受媒體採訪、雜誌約稿的時候，推薦一個女性同事，就很好。
他能在女性同事出了新的學術成果的時候，幫忙轉發一下，就像轉發自己孩子的塗鴉一樣，就很好。
他能給女同事的朋友圈多點贊幾次，正如那個女同事給她點讚的頻率一樣，就很好……
關鍵就在於，他不需要成為一個“懟天懟地懟一切“的瘋男人，就可以做到以上一切。
當然我不會幼稚到，覺得隨便呼籲一下，事情就能起變化。我也相信很多我的男同事，看到這篇文章，感到很委屈——“我並沒有惡意呀”。偏偏有些時候，越是“沒有惡意”，師出無名，越是難辦。
我始終相信，深刻的變化和可見的進步，首先會來自女性內部，來自互相扶持、慷慨分享、積極共情的力量。
更小的時候，我也嫉妒過比自己有才華、漂亮、機會好的女生。越長大，我越覺得女人之間的“嫉妒“，是某種內化了的性別治理術。現在的我，想為所有在這條路上的女人喝彩。
道阻且長。沒有人鼓掌，那我們為彼此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