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由於想當然盡心竭力這個說法揹負著多麼重的負擔呀。林德布羅姆關於對立過程的論點非常符合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司法和政治傳統。美國法院的功能就是建立在對立過程的基礎之上的。我們並期望各方的律師能客觀地提供事實，但是在法律的規定之內，期望各方的律師能為他們的客戶提出最充分可能的例證。我們設想，事實真相將會從這種對立雙方的交鋒中充分地顯現出來，同時我們極其懷疑那樣一種司法體系，在其中，法官、原告辯護律師和被告辯護律師合在一起就是單獨的一個人在美國和其他的西方民主國家所實行的黨派政治也是一種明晰清楚的對立體系。
對於任何一種沒有實際對立交鋒的政治體系，我們大為疑惑和不解，因為我們認為這種外表的和諧只是掩蓋壓制和沉悶的一套假面具理性模型的辯護。有很多從事實踐活動的規劃人士和規劃教育家，作為理性模型的辯護者將闡述某些論點，述之如下。當然，價值並不是總能充分地加以清晰說明。但是明智的做法是把它們解釋到能達到的清晰程度。在規劃的過程中，並非所有參與的各方總是願意坦然地揭示出它們的真實目標，仍如上述，明智的做法是把它們的目標條例清楚地列出到可能達到的程度。公共專案中具有相互牴觸和未經明確說明的目的和意圖的，不乏其例。
或許竭盡所能地去尋求達成一個理性模型還是有益處的。或許應當反駁，迴歸到一個公正方案的論點畢竟不應該受到那麼嚴厲的批評。除了創造宇宙這個終極事件以外，在考慮任何問題的時候，毫無例外，我們必定要把某些事情看成理所當然的。至於我們究竟能夠迴歸到885何種程度取決於該問題的重要性、有效時間、可利用資源以及其他各項的實際考慮。理性模型所建議的迴歸程度只是在給定的條件下儘可能合乎實際地做到公平合理至於說到在一個對立過程中監管代表的作用，並不是很容易反駁的然而，理性過程的辯護者可以證實，從某種程度上說，的確需要觀點不同的各方代表，其解決辦法就是可以在規劃機構中適當安排代表不同利益的，以求能夠反映多方面的願望。只要最終規劃機構選出並且由社群政即使在想的條件下，理性模型也不是最好的。
他注意到讓參與規劃的每個人都考慮總的目標並且設想如何安排程序能產生最大的利益，這只是種想當然的假設。想像參與規劃的各方竟然能像一個整體一樣都按照一個指導思想考慮如何使社會最佳化，根本就是不現實的。不能不承認我們生活在一個黨派偏見、地域傾向以及各種特殊利益並存的世界裡，不能指望所有參與的各方個個都像準備封聖的候選人那樣高尚和聖潔。那麼，這樣說來，難道就不能得到更好一點的結果了嗎？林德布羅姆的回答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假設規劃的參與各方各持不同觀點代表各自的特殊利益（與作為整體的公共利益相牴觸），而且，公眾之中任何一個較大群體的利益都不能忽略。這種對勞動人群假設性的劃分有它的實際依據，事實上，每一方面重要的利益或價值所在都有其自身的監管代表。看門狗，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的杜會里，任何一群人都可以自由地組合到一起去追求他們各種可能的共同利益，政府機構對於這些群體所施加的壓力都頗為敏感，因而形成了一個溉合型的系統。幾乎所有的利益所在都有其監管代表。
不必宣稱所有的利益所在都有自身的監管代表，而著眼於整體社會，那麼就可以說美國這套系統通常能夠保臃獲得更為綜合性的效果，比任何學究式的企圖綜合效果更好。5對於支援“監管代表”論點的人士，我們要提醒他們，事實無情地證明，佔優勢的大多數人群中那些心地善良的成員通常並不瞭解居於劣勢少數人群最關心最渴望的是什麼，也不瞭解他們所親身感受的強烈程度在20世紀50年代，有多少白人能瞭解到黑人對於社會強加給他們的約束和壓制所感受到的憤怒有多麼強烈？講到更為近期的事，試問：有多少男人理解女人對於就業機會的侷限性感到多麼憤怒。
有多少異性戀者領悟到同性戀者對於他們或她們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的沮喪灰心的親身感受程度？人們自然可以論據十足地證實，除了該群體內成員之外，沒有哪一個局外人可以完全理解或維護該群體所關心的事物和利益所在。由此，就可得出一個強有力的論據，無論統一的規劃多麼盡心竭力（wellintentioned），一個對立和多元的規劃過程可能比統一的非對立的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