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之世”再難覓，維艱的人生、不如意的現實，迫使著人們去尋求突破口，去超越這無奈的世界。深刻地反思身心所受到的重重拘束，強烈的渴求擺脫世間束縛，艱難跋涉，不斷超越，而最終超脫一切限制，達到理想之域。
理想之境
由於莊子對現實人生之不自由感受非常深切，所以，他非常渴望能夠得到一種精神絕對自由的無待狀態，猶未能擺脫當時的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
；列子“御風而行，憐然善也”，他雖然更進一步的得到了解脫，但仍有待於風。雖然他們達到的境界己非世俗之人所能比，但他們自身的存在還有待於外物，所以均不能超越存在，都沒有能夠達到最理想之域。
如何才能達到理想之境呢？首先就是要自由發展人的自然本性。人也只是天地自然的附屬物，生命也是它所賦予的。所以一切都要順乎自然。凡物皆有其自然之性，順其自然之性，就可獲得自由、幸福，不須外求。
《逍遙遊》篇雲鰍鵬與綢、學塢。它們之懸殊不言自明，凡事順其自然，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痛苦了，也不需要什麼解脫了。自然就是好的，人們保持自然天性並任其自然，這時就是自由的、幸福的。
可這種自由還沒有達到“絕對絕待”只能是相對而言的。沿著事物的自然本性再向上更高的就是理想之境，就是不“以天下為事”，而無建功立業、流芳千古的痴心妄想。所謂“無己”就是“吾喪我”，即超越自我形體的拘囿。
精神上絕對自由
在莊子看來需要無慾、去知、體“道”。1、無慾對於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乃至一個人的全部生活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莊子之，“活淡無慾”是自覺的，是有理智的，並非真的“無慾”，要盡力發掘出那些引起心境波動的個人性的精神因素，認識並自覺地剔除它。對必然採取順應的態度，達到精神絕對自由。
2，去知與故。知，知識、智巧也；故，作為也。以養成一種淡泊的心境，使精神從名緩利索的羈絆中解脫出來。3、善忘、“坐忘”。遺忘是一門生活的藝術，忘記苦難、忘記煩惱，忘記能夠幫助我們解開束縛心靈自由的繩索，對保持良好的心境非常重要。當能達到忘記是非時，也就是一層一層、不斷遞進的遺忘過程，忘天地萬物，忘古今生死，而超越了現實，進入“不死不生”的精神世界。那麼忘的最高境界就應該是“坐忘”了，“坐忘”是莊子體“道”方法中最高的終極的階段。
由是觀之，莊子認為透過對“道”的認識和體悟，可達到對外物的超越，對生死、哀樂等情感的超越以及對道德的超越、昇華，而趨向“上善”、“至善”的理想境界。
至此，讓我們看到了一顆忘我之後的心，一顆擺脫世俗追求神性的心，輕靈無礙地遨遊於虛無飄渺的無何有之鄉。理想之域也就是在純主觀狀態下的一種心境，這是遺忘了世界遺忘了自己之後的一種狀態，但是並沒有，從中又生出了光亮，“虛室生白”，沒有了汙穢，沒有了雜念，一切是那樣的寧靜、祥和。
反觀之，莊子在這裡“消滅”萬物，忘卻了自己，可是真的達於“大通”了嗎？我們常常為他那精彩的描繪所沉醉、沉迷，而忽略了他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心底的隱秘：“之人也，物莫之傷”，即使在無何有之鄉，他所不能忘卻的依然是不受威脅的生命。他的超越、他的內向延展，或許只是為了逃避罷了。和外國文學作品中為了躲避外來傷害而“裝在套子裡的人”相比，莊子則更像個隱形人。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在莊子中存在著多種、多方面衝突的莊子思想中，如前在文獻綜述中所列舉的，由於考察者所佔的立場及角度之不同，對各類矛盾衝突的劃分、考查重點也不同，但無一例外的都把《莊子》中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視為最根本的矛盾衝突。
劉笑敢也曾說：“縱觀莊子人生哲學中的各個矛盾，我們不難看到，貫穿在各個矛盾之中的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外化是隨順外物而變化，安命是隨順命運之安排，隨俗是因任世俗生活，悲觀是對社會現實的看法，自由的虛假本質指的亦是逃避現實生活，所有這些都是莊子對客觀世界的態度內不化是精神世界的寧靜，逍遙是思想的自由飛翔，孤傲是精神的卓然獨立，樂觀是對理想生活的信心和熱望，自由的真實一面指的亦是精神的獨立，所有這些都是莊子的精神生活。上述矛盾的雙方大體上都是以現實世界為一方，以精神世界為另一方，現實與理想在莊子哲學中分屬於兩個世界。莊子哲學中的根本矛盾即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的矛盾，亦即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現實中的不自由與精神上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悖論。這使人類遭遇著一個悲劇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生命個體不斷地追求著自由與超越，因為人不僅要生存、生活，而且要更好地生存、生活，追求自由和超越，可以說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是人的本質。
而另一方面人又註定不自由，人的生命與一切歷史實踐性活動都受到現實規性和客觀規律性的支配與制約，無論付出多麼艱辛的努力，抱有多麼美好的願望，又都別無選擇地受到客觀必然性的束縛。現實中的不自由也是生命存在的本質。這規定了個體生命始終處在主觀追求自由與實際上不自由的悖論之中。
現實之困
實際存在中，個體生命首先表現為一個現實的人，因各種機緣而呈現為一個“在”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要受到來自於各方面因素的制約，“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因而人生是痛苦的，是極不自由的。
個體生命本身的延續必須依靠一定的物質條件，人要生存、生活，必須靠物質來保障，生命本身就具有追求和滿足物質慾望的天性，人無法擺脫對物的追求，而對物的過分追求，則會使生命淪為物慾的奴隸。如此就會受到外在的影響和制約，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有了物慾，必然會刺激人的慾望，必有爭名奪利之心。
不論貧、富、壽、天，每個人實際“在”世的過程中，總是無法擺脫追逐外物的困境。而對外物的追逐，伴隨著的是種種慾望的產生，慾望的不能滿足會引發大量的痛苦。於是人生過程也就成了不斷追逐外物而又難以完全得到滿足的痛苦的過程。
而每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個體，從出生之際就再也無法斬斷與世界的聯絡，因而只能與外界保持在一種緊張的關係中，在不停地去追逐外物，來滿足不斷的欲求（很多時候是滿足不了的），最終喪失了自己的自然性情，離“道”越來越遠。
雖說對外物的追求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本性，也是保障生命存在所必須。但對外物的過分追求會導致對生命本真性情的破壞，莊子悲嘆世人難以擺脫物慾的困擾。
“情累”即指生命存在中的各種喜怒哀樂之情。在人的“在”世過程中，生命個體在不斷地體驗著處在成敗、順逆、悲喜等種種情感，並且常常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態。總之，在莊子看來，人的心情不管是悲或喜，都會對人的本真之性造成損害，即是對人之“德”的損傷。
但是，即便是莊子也無法做到真正的無情，亦無法擺脫“情”之困，即使努力擺脫這種“情”之累也是徒勞的。在《莊子》中，“魚之樂”他體驗到的是欣喜之情；“過惠子墓”他體驗到的是悲惋之情；“叱曹商者”他體驗到的是憤怒之情；“妻亡鼓盆”他體驗到的是悲喜交織之情。
莊子對此感到沉痛和悲哀，這種沉痛、悲哀是深沉的，亦是無法擺脫的。因為這種悲喜之情是生命個人所無法掌控的，是伴隨著生命主體的近似客觀的自然體驗。
在上文中己論說過生命與知識之間的衝突，莊子認為這種身外的知識是生命個體存在的累贅。莊子生活於百家爭鳴時期，對此他有深刻體驗，對當時人們之間相互攻擊與辯論的紛亂局面。人們在勾心鬥角之中，情緒整日在喜、怒、哀、懼、愛、惡、欲中流轉。如此一來，各種情態在心中交錯著，直至喪失了本然的自我。
結語
另外，尚有名之累、用之累。假若人生活在社會上一味求名好勝，定會和別人發生衝突，在相互爭奪之中，就會喪失道德，甚至招來殺身之禍。換個角度說，名聲顯赫之人，亦備受他人的關注，甚至嫉妒，在風光的外表下，內心戰戰兢兢、兢兢戰戰，有時甚或連行動自由都沒有。
說到用之累，自以為有用的人，要他放棄自己的用，並不容易，要他接受這種放棄就更難了。或許會在頭破血流之後放棄了，但也只是形體上的放棄，內心還充滿著憤蔥和不平。形體上的不放棄會有人道之患；內心的不放棄則會有內熱即陰陽之患，若不能夠完全地放下，則都是對生命的災害。
現實之困境，除了此處所列的人“在”世所受生命之累外，亦有諸如社會生存環境之艱險，個人與群體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生死之困以及時與勢、情與欲的困境等。前面己多有論述此處不再展開。
總之，“在”世過程中要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承受著來自多方面威脅、危險。莊子站在“道”的高度俯瞰人間，以哲人的深邃似乎洞穿了人世，而這與他個人的“在”世狀態是十分不開的。他對現實、對人生的痛苦體驗，非一般人所能及，確然，莊子思想有著深厚的現實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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