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年）是北宋時期地主階級著名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曾經提出一整套的所法”並一度加以推行。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這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
一是於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二是由於國家財政的嚴重危機三是軍事上抵抗遼和西夏侵擾的需要。王安石變法，就是為了防止農民的起義，重新開闢因家的財源，加強抵抗遼和西夏的軍事力量，以現固北宋的地主階級專政。北宋王朝從960年建立到1069年王安石開始實行變法，已經統治了一百多年。大官像大地主階級競相兼併地，造成“勢官富姓，佔田無限”的嚴重局面。
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化，各族人民接連地舉行武裝起義。993年，發生了王小波、李順等領導的農民起義。1043年，在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農民到處暴動，聲勢較大的有山東沂州（今臨沂）的王倫起義，陝西商州（今陝西商縣）張海、郭邈山起義。起義軍戰鬥在今陝西、河南、河北一帶，如入無人之境。
同年（1043年），瑤族等少數民族人民在今湖南南部、廣東西北部和廣西東北部發動起義，鬥爭堅持了五年之久。1047年，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領導士兵和農民起義，建立“安陽”農民政權，稱東平郡王。在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宋仁宗哀聲嘆氣地說：“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王朝面臨的正是這種“山雨獻來風滿樓”的嚴重形勢。其次是國家的財政危機。
這主要表現在一、體祿化的各級官更遲年增。根據戶部副使包據的奏報，真宗時文武官員還不及一萬人。經過四十年左右，到仁宗時已達ー萬七千多人，增加將近一倍。外地州縣官更是無法統計“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如此溢用官連，必然要端加國家財政的負擔。二、國家養活的脫離生產的佩兵無吸擴充。趙國胤時代，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多名。
到宋仁宗時代，已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多名，每年軍費支出竟達財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五。三、北宋王朝每年要以大批物資送給契丹費族和党項費族，增加了財政的支出。四、皇室修靡，大量浪費財富。仁宗時祭一次天地祖宗，寛耗費一千ニ百萬貫。由於以上幾個主要原因，國家財政虧空越來越大。趙國義時代，每年國庫節餘大半。到仁宗時，國家財政收入比前增加五倍，而國庫已不足用。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國家虧空數字達一千五百多萬，北宋王朝的財政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第三是由於遼、西夏的騷擾，民族矛盾有所加深。北宋王朝養活浩大的僱傭軍，但是沒有戰鬥力。士兵中大部分是被迫當兵的饑民，平時缺少訓練，沒有聽過戰鼓，不識戰陣。宋仁宗時，禁軍領取軍糧甚至還要僱人挑運。西北邊區的騎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馬。
再加上宋朝軍事機構的腐敗，軍事指揮上的無能，因此在對遼和西夏的防禦戰爭中，連遭失敗。以上這三個方面，就是王安石想要透過變法而加以解決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出身於普通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二歲時，透過考試中了進士，從此參加地方行政工作。1047年擔任鄧縣（今浙江寧波）知縣時，就實行過一些政治改革，開發農國水利，有成效。
他認為廣大人民的貧窮，是由於豪強大姓兼併土地所造成。王安石在舒州（今安徽安慶市）通判任內，寫過“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發原）等詩句。又寫下了“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感事》）“俗吏不知方，將克（敲剩）乃為オ”（“兼併），揭露當時社會的深刻矛盾，官僚的腐敗，反映了他有“誅抑兼併”的政治抱負。當時，也有些有遠見的地主階級政治家，面臨這樣的社會危機，提出改革的方案。
如范仲淹在1043年（慶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項建議，主張要實行新政，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如王安石也向宋仁宗上過洋洋萬言的意見書，但沒有受到重視。年青的皇帝宋神宗趙項（xu須）上臺以後，急於要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於是，破格提拔了積極主張革新的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