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書
這本《掙扎的帝國：元與明》，是哈佛中國史系列的第五卷，作者首次從氣候這一環境史的新視角解讀元明兩大帝國的興衰，呈現出第一個連貫的生態歷史。
核心內容
作者把中國的元明兩代作為共同的研究物件，著眼點放在這個時代的“掙扎”。這種“ 掙扎”主要是出於三個方面：政治傳統的斷絕；小冰河期氣候的影響；歐洲人的到來與新的世界局勢。
說這本書獨特，一開篇就來了，它的破題用的是一個你絕對想不到的點：龍。
整個第一章，講了元朝和明朝時期的“龍見（xian）”，就是中國各地“有龍出現”的記載，比如第一次，公元1292年，元朝的至元二十九年，這一年太湖附近出現龍，當時的情景據說是，蛟龍騰空，龍嘴裡洪水傾瀉而下，把周邊地區都淹沒成澤國一片。第二年，龍再次出現在太湖附近，這回來得比較是時候，龍帶來的降雨，正好幫當地緩解了旱災。不過這也算是個特例，因為絕大多數的龍出現，都伴隨著各種災難。而且不光是洪澇之類的自然災難，還包括政治上的一些重大變故，比如前面說的第一起目擊龍的事件，發生在1292年，兩年之後，當時中國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就去世了。還有後來元朝滅亡前夕，“龍”也不斷出現。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從他侄子朱允炆手裡奪來皇位，他登基第二年就出現了“龍”；後來被普遍認為是明朝皇帝當中最荒唐最沒正事的一位，明武宗正德皇帝，他在位的時候龍頻繁出現，接下來嘉靖、萬曆年間，每當政治上出現大的異動，往往也有“龍”跟著攙合，到了最後一任皇帝崇禎的時候，天下大亂，不用說，龍也出現得越來越頻繁了。
今天我們都知道，龍是不存在的，從這些“龍見”的描述來看，也基本能確定，其實就是龍捲風。什麼帶來暴雨啊，房倒屋塌啊，把人捲上天啊，都是典型的龍捲風過境的表現。卜正民說，古人的氣象學知識雖然不如我們今天，但肯定也能分辨清楚龍這麼一種生物，跟龍捲風這麼一種氣象現象的區別，那為什麼還這麼鄭重其事地把這些認定為“龍”，並且在正史當中記錄在案呢？作者認為，這反映的就是這個時代的人的一種困惑和焦慮。這種焦慮和困惑，全面體現在元明兩代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生態環境，再到國際局勢的方方面面。我們還是照例，先從政治層面說起。
在元明兩代，中國人在政治上，可以說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這不光是說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了第一個統一全中國的少數民族王朝這麼簡單。還因為，元朝的建立，無論對蒙古人還是漢人來說，都意味著他們之前熟悉的那套政治理念和文化，都徹底被改變了，而且對漢人來說，這種改變還持續到了明朝，甚至是更遠。
說元朝之前，得先明確兩個概念：蒙古帝國和元朝。很多人容易弄混，但這完全是兩回事。從時間上，蒙古帝國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的，比蒙古帝國晚50多年；從空間上，蒙古帝國比元朝大，除了中國北部和蒙古，還包括中亞、西亞、俄羅斯南部這些地方；從法統上，可以說元朝是從蒙古帝國裡脫胎出來的一個新政權。
那忽必烈為什麼要建立這麼一個新的政權呢？是因為原來的蒙古帝國，地盤雖然大，但是他們那套政治文化傳統，對他來說，已經不夠用了。最主要是在繼承權方面，蒙古不像漢人政權，有宗法制的傳統，權力交接的時候按照長幼，傳承有序，他們是要看實力的，包括你的能力、功勞，還有，能不能讓其他的手裡握有軍隊的宗室貴族認可你。在當時的蒙古政治傳統裡，還有這種所謂原始民主的痕跡，蒙古大汗上位要經過一個形式上的推舉。忽必烈能上位，是因為他的哥哥蒙哥大汗，在攻打南宋的時候突然死在四川釣魚城了，蒙哥沒有指定繼承人，這樣忽必烈才有了機會。
在當時，蒙古帝國名義上是一個國家，但事實上已經分屬於幾個不同的汗國了，就相當於蒙古是個大公司，這幾個汗國是子公司，但都有相當大的自主權。這幾個汗國的可汗跟忽必烈基本都是叔伯兄弟，名義上他們都聽命於最高的大汗，但事實上誰都想在自己的地盤上，自己做主，誰都不希望出現一個有才能的、強勢的大汗，所以他們不同意忽必烈繼位，忽必烈費了很大一番周折，打敗他自己的親弟弟，這才當上大汗，但當時蒙古四大汗國裡，有三個不承認他，所以這時候蒙古帝國事實上已經處於分裂了。
忽必烈宣稱他自己是蒙古大汗，但沒人真聽他的，而且他武力奪位，這畢竟是違背蒙古的傳統了，所以，從政治上說，他需要有一個新的法統，來給他自己正名，這個法統，就是中國的皇帝。另外從經濟上，當時蒙古的經濟非常落後，特別是在戶籍稅收方面，所以他也需要吞併南宋，因為南宋有錢啊。
然後，到1279年，崖山之戰，南宋大臣揹著小皇帝跳海自殺，南宋滅亡，元朝統一全中國。忽必烈不但是蒙古的大汗，同時也成了中國的皇帝。忽必烈採用一些漢人的傳統辦法統治中國，他本人漢化程度也很高，但是出於警惕，他始終堅持把權力放在蒙古人手裡。這本書裡作者引用另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忽必烈把種族區別對待搞成制度化，這導致他的帝國在根基上就出現了裂縫。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元朝政治問題的總的根源所在。他的漢化是處在一種“夾生”狀態，半生不熟，殘留著很多蒙古那種隨意性很強的特點，所以我們看元朝的政府設定，很多部門就是單純的皇帝的服務機構，而元朝皇帝的皇位傳承，代際關係也是非常混亂，不仔細看看不明白，皇室內部的內鬥也特別激烈。
而且元朝的這種政治混亂，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那就是它打破了中國帝制運轉一千多年形成的一種權力結構的平衡。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皇帝，雖然權力很大，但皇權也受到一些制約。這種制約，在漢代，先是宗室親王，然後是外戚，再後來又有地方豪強大家族；在魏晉南北朝以及唐朝前期，是大家族的升級版：“門閥”“士族”，在唐後期是內有掌握禁軍的宦官，外有地方軍閥“節度使”，在宋朝，是士大夫，這些我們前面幾本書裡都很詳細地講過。
這些階層跟皇權，是一種互惠關係，也就是說，互相負有義務，雖然不對等，但總的來說能維持在一個平衡狀態。而且除了這些有形的，還有無形但是往往更有效的，就是所謂“禮制”，也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那套行為準則和價值觀。這些東西的存在，就讓皇帝也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是元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建立，又漢化不徹底的政權，把這些傳統都打破了，把遊牧民族那種建立在軍事基礎上的酋長的隨性作風帶進來了，在整個帝國權力結構當中，皇帝個人獨裁的程度越來越加強了。
而且這個趨勢，沒有隨著元朝一起滅亡，而是延續到了明朝。朱元璋和明末起義軍們，他們打的是民族主義的旗號，什麼驅逐韃虜啊，恢復漢人政權啊，但是當朱元璋真的創立明朝當了皇帝，他的政治制度設定，反而更像元朝，而不是他口頭上推崇的那些漢人王朝。比如他廢除宰相設立內閣，再比如他在法律之外，又親自頒佈了一個《大誥》，全是嚴刑峻法，方便他拿這個給人治罪。
那為什麼不直接把法律制定嚴一點呢？因為皇帝雖然被預設有法律豁免權，但是一套法律，要是制定清楚執行嚴格，那對皇帝本人多少也有一點制約，而《大誥》這個東西，是他可以拿來辦人，但是司法機構不能這麼幹，相當於“法上之法”，也就是說這是他給他自己準備的獨門武器。總之，朱元璋的制度設定，就一個原則，儘量擺脫一切程式和輿論的制約，把權力集中到皇帝個人的手裡，把前面說的那種君臣的互惠關係，變成臣民對他的單向的義務。
作者認為，朱元璋能夠這麼幹，就是因為之前元朝的這種示範，以及元朝打破了前面說的那種制約和平更關係，以及禮制的傳統。所以作者把元和明放到同一個單元裡，來一起研究，這種眼光是其他的書裡很少見的。
說到這我們多探討一點啊——你可能覺得，不對！明朝也有權臣啊，像張居正，也有大太監啊，像劉瑾、魏忠賢，甚至也有後妃干政啊，像成化皇帝的萬貴妃，還有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所以怎麼能說明朝除了皇權，就沒有別的政治勢力了呢？
首先說，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對歷史很瞭解。但是我們深入一層來看，這些所謂權臣、權監，他們雖然得勢的時候權傾朝野，但是他們的權力，是皇權的延伸。說白了，他們只是皇帝的辦事人員，他們的授權是來自皇帝，而不是制度設定，皇帝很容易就能收回這種授權，所以根本構不成對皇權的制約，更不用說威脅。你像公認的昏庸玩鬧的正德皇帝，一句話就滅了大太監劉瑾，亡國之君崇禎，也是輕鬆拿下魏忠賢，至於張居正，他的強勢更主要是由於個人的威望，以及跟萬曆皇帝的師生關係。所以說宦官也好權臣也好，第一，都是偶發現象，第二，實質上威脅不到皇權，跟晚唐宦官集團廢立皇帝，或者曹操那樣的權臣“挾天子令諸侯”的局面，根本不能同日而語。這就是因為明朝從朱元璋開始，它的制度設定，就是指向“方便皇帝實施個人獨裁”這個方向。
不過朱元璋和他的後人搞的這套，也不是一帆風順，官員還有讀書計程車人們也一直在反抗，利用儒家的禮制作鬥爭。卜正民寫了他眼中的明朝五大政治事件，分別是：
胡惟庸案，就是朱元璋以謀反的罪名，幹掉了他的宰相胡惟庸，而且還借這個機會，撤銷了宰相這個職位，用內閣大學士來替代；
靖難之役，就是朱棣從他的侄子朱允炆手裡搶來皇位，並且鎮壓了方孝孺等等一大批不合作的人；
土木堡之變，就是明英宗皇帝被瓦剌部落俘虜了，為了防止瓦剌人用他來要挾，北京方面另立了一個新皇帝，就是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後來明英宗被釋放，又跟他弟弟再展開奪權鬥爭；
大禮議，就是正德皇帝猝死，由他的遠房堂弟嘉靖皇帝繼位，大臣們從禮法的角度，要求嘉靖皇帝追認正德皇帝的父親做爸爸，而把他自己的親生父親改叫叔叔，嘉靖不幹，跟大臣們僵持，鬧了很久，最後一頓板子把反對者都揍服了；
爭國本，就是萬曆皇帝喜歡他跟鄭貴妃的兒子福王，想把太子廢掉換上福王，但是大臣們從嫡長繼承製的角度，堅決反對，萬曆皇帝一賭氣多年不上朝，最終還是屈服了，沒有更換太子。
作者講的這些故事，都是從皇帝和大臣們的權力鬥爭視角來講的，這鬥爭背後，就是明代的皇權獨裁化，跟中國傳統的君臣倫理價值觀的鬥爭，可以說除了最後一個回合爭國本是皇帝輸了之外，都是皇權最終勝利，這也就論證了作者的觀點，就是明代政治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皇帝個人獨裁的加強。
而從另一個方面說，鬥爭中節節敗退的大臣、士人們，他們就難免困惑和焦慮啊，“為什麼我們皇帝搞的這套，跟我們從聖賢書裡讀的那套，就是不一樣呢？我們是應該按照書裡講的臣子之道，據理力爭呢，還是應該遵照忠君的最大原則，就是忠實執行皇帝的命令呢？”所以你說，這麼自相矛盾的問題，能不讓人精神分裂嗎？
這就是元明兩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困惑和焦慮。好，弄明白了這個，我們再來看開頭講的“龍”。為什麼關於“龍”的記載這麼多啊？在中國的傳統理念裡，有一個概念叫“天人交感”，就是認為自然世界是一個道德化的世界，當人世間的好事多了，老天會降下一些好兆頭作為獎勵，而當壞事多了，整個世間的道德水平處在一個混亂甚至墮落的狀態，老天就會降下各種災難，作為懲罰。而皇帝，也就是“天子”，是老天考察人間的一個最重要的樣本，他這些不符合古聖先賢規範的做法，會惹怒上天，降下災禍，特別是這種最有神秘色彩的“龍”帶來的災難。
明白了吧？為什麼元明的史書和地方誌上記錄了那麼多的“龍”，特別是在國家有大的政治變故的時候。這就是負責修史書和地方誌的文人階層，對皇權不滿的一種隱性的表達和警示。
那麼，這些“龍見”，都是不滿現狀的人編出來的嗎？恐怕也不是，這些災害，應該大體都是真實的，把元明兩代叫做“掙扎的帝國”，不光是因為前面說的這種政治上的焦慮和困惑，也因為這段時間，從自然週期上說，確實是很難熬的一段。
在這我們又要說一個概念叫“小冰河期”。簡單說就是氣溫驟降，水旱之類的災害持續出現，動植物大量死亡，一些極端天氣也出現得更頻繁。
現在的氣象史研究證明，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這種小冰河期，每次都伴隨著北方所謂“蠻族”對定居民族的入侵，因為這種極端天氣下，他們在北方故土上生活越來越艱難，於是就發動戰爭往南邊氣候溫暖的地方進攻，勢不可擋。像我們第二本書裡說過的所謂“五胡十六國”，還有同時期歐洲的民族大遷徙，西羅馬帝國滅亡，這裡都有小冰河期氣候的影響。
最近的一個小冰河期，就是從13世紀到17世紀，在17世紀達到頂峰。對照中國歷史年表來看，正是元明兩朝這一段，從蒙古崛起滅亡宋朝，到清朝崛起，取代明朝。同時，小冰河期自然災害頻發，像龍捲風這樣的極端天氣，也比一般時候多，所以有那麼多“龍見”。而不光是龍捲風，別的災難也多，像低溫、乾旱、洪水、瘟疫、蝗蟲、地震……作者專門寫了一個章節叫《九淵》，記錄了元明兩代最嚴重的一些自然災害，以及這些災害帶來的影響，比如元朝末年就是洪災頻發，最早的農民起義，就是被朝廷徵發來修黃河河堤的民夫們鬧起來的，明末李自成起義，也是跟陝西關中地區持續7年的大旱和饑荒有關。
除了這種自然週期造成的災害，元明兩代的另一大環境問題，就是人為破壞。在這，作者“龍見”之後又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視角，“虎見”。這個虎，就是真正的老虎了，老虎都是住在深山老林裡的，跟人本來很難碰上，但隨著人口增加，開墾的荒地越來越多，森林植被被破壞，老虎和人的棲息地越來越重合，虎傷人的事件也就越來越多，所以當時的人把老虎看成是一大禍害，經常組織打虎滅虎，打來打去終於把老虎打成了今天的保護動物。
這個視角對我們今天來說，是不是特別引人注意呢？老虎是環境問題的一個剖面，老虎是自然界食物鏈頂端的物種，老虎都被我們消滅得不剩多少了，那些比老虎弱的物種，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可見我們已經把環境破壞到什麼程度了。我們今天的環境問題這麼嚴重，是不是就源於我們這幾百年來都缺乏環境保護的意識呢？
元明兩代的這種“掙扎”，除了因為政治層面的大變革，和自然環境方面的“小冰河期”之外，元明兩代面對的新情況，還包括外部世界的新變化。
在這還是先講一個故事，說明朝萬曆年間，蘇州有個銀匠，叫管方洲，犯了事兒，出海跑路。當地的衙門派人追捕，在中國東南沿海找了一路，最後在澳門，一艘失事的歐洲船上發現了他。但是不敢在澳門公然抓捕他，只能騙他說，老鄉，我們也是到南洋做買賣的，結果一看，南洋太危險了，還是回老家吧，現在咱正好結伴一起回去，你犯的事呢，皇上大赦天下，已經不追究了。這樣，才把管方洲騙回去，法辦了。
故事很簡單，但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什麼管方洲，一箇中國人，會跑到歐洲商船上去？為什麼中國的捕快，在澳門，中國的領土上，卻不敢光明正大地抓人，而要把他騙回去？
這是因為，當時中國面對的國際局勢已經跟以往完全不一樣了，一個全球體系正在形成，中國正在自覺不自覺地，被納入這個體系裡。
在明朝中期的時候，歐洲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航海時代開始了，透過大航海，原來相隔很遠彼此隔絕的各個國家和地區，有了直接交往的機會，並且這種聯絡越來越緊密，這就形成了我們今天說的全球化的雛形。一般把歐洲大航海的起點，放在葡萄牙人征服北非的休達港，這件事發生在1415年，明永樂十三年，又經過一百多年，葡萄牙人出現在中國海面上，並且在1553年-1557年，明朝嘉靖年間，獲得了在澳門的居住權。雖然明朝從來沒說放棄澳門主權，但是一直預設，葡萄牙人在澳門享有治外法權，這就是為什麼在管方洲的故事裡，捕快不敢在澳門公開抓人。
歐洲人來到東方，給中國人帶來的影響，遠遠不止這麼簡單。它還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徹底更新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在這作者給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來到中國的時候，西方的測繪，就是繪製地圖的技術和地理知識，已經超過中國，中國對世界的想象，還停留在古代的“天圓地方”說，認為地是平的。透過利瑪竇的講解和他帶來的最先進的歐洲地圖，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才有人慢慢接受了“地球是圓的”這個事實，但是還有更多思想保守的人，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利瑪竇當時還是相信“地心說”的，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陽圍繞地球轉，他向中國人傳授“地球是圓的”這個最基礎的天文學知識的同時，在他歐洲老家，地心說已經被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淘汰了。
利瑪竇這些傳教士的出現，雖然讓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了中國的科技水平，跟西方相比已經落後了，但這並沒對明朝產生太大的觸動，真正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是明朝中後期從國外流入的白銀。
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西班牙人佔領了除了巴西之外的整個南美洲，在今天玻利維亞的波託西山，發現一個巨大的銀礦，後來他們發明了用水銀提純銀礦石的辦法，這下白銀簡直就挖不完了。除了美洲，西班牙人在亞洲還佔領了菲律賓，他們就把從波託西山開採出來的白銀運到菲律賓，以菲律賓為基地，跟中國進行貿易。當時中國的閩粵一帶沿海的商人都嗅覺很靈敏，發現菲律賓這個地方忽然多出來這麼多白銀，就把中國特產的蠶絲、瓷器這些東西販運到菲律賓，換西班牙人手裡的白銀。就這麼著，來自美洲的白銀，就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在當時，中國南海，就成了中國跟西方以及印度洋各國商船往來，商旅雲集的這麼一個大貿易區。明朝從嘉靖之後的隆慶皇帝開始，解除海外貿易禁令，到萬曆朝，經濟繁榮國庫充盈，跟美洲以及日本白銀的流入，有很大關係。
而明朝是中國手工業的一個高峰，那些中國產品，品質都非常好，在歐洲都是搶手貨，能賣出幾倍的價，所以西班牙人也願意換，這是一種雙贏的交易。並且這樣，中國就被納入到一個全球性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結算體系裡邊去了，可以說中國進入全球化，從明朝中後期那個時代就開始了。
但是這種衝擊，也給明朝帶來很大影響，首先是思想文化上，像前面說的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從“天圓地方”，變成接受“地球”這個概念，這對當時的人來說是相當“毀三觀”的啊。還有貿易方面，中國傳統的對外貿易，叫做“朝貢”體系，貿易是政府主導的，而且是跟政治連在一起的。一個國家想跟中國做生意，首先你要在政治上承認，中國是“天下共主”，你的國家，是中國的一個藩屬國，這樣你才能獲得一個“朝貢國”的地位，定期向中國進獻一些你們當地土特產，表達恭順。當然中國也不讓你白孝敬，皇帝回贈給你們的，一定是比你們的貢品價值高很多的東西，所以向中國“朝貢”，其實是相當賺錢的一個買賣。中國皇帝把接受外國的這種“朝貢”，看成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是所謂“盛世”的一個認定標準。
不過中國也不完全是花錢買面子，在朝貢體系裡，中國始終處在核心位置，對這種國家間的貿易有完全的主導權。如果你得罪了中國，就停掉你朝貢國的地位，也就別想再跟中國做買賣了。那這種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大的朝貢體系，跟西方商業社會產生的那種自由貿易精神，就是相悖的。雖然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後來的荷蘭，都試圖獲得“朝貢國”身份，但從骨子裡，雙方是有嚴重的理念衝突的。同時，西方人強大的火炮，讓明朝政府覺得很忌憚，跟西方的接觸一直是有點不情不願，甚至明朝後期，關外清軍的威脅越來越嚴重，一些對西洋技術優勢比較瞭解的官員，像利瑪竇的學生徐光啟，提出引進西方軍工技術人員發展火炮，這個方案也被保守派給否決了。明朝政府只是買了歐洲人的“紅夷大炮”，但是沒有學習歐洲的軍工技術，就是因為對歐洲人這種外來文化的不信任。
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跟西方的自由貿易體系的衝突，以及中國這種對西方的矛盾心態，一直持續到清末，未來的鴉片戰爭什麼的，其實根源都可以從這裡找到。
而在明朝，面臨這種來自西洋的思想、商貿、技術的前所未有的衝擊，讓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處在一種無所適從的狀態，很多傳統的東西，在新情況下已經不適用了，這也是造成他們這種“掙扎”的另一個原因。
總結
這本書叫《掙扎的帝國：元與明》，作者把中國的元明兩代作為共同的研究物件，著眼點放在這個時代的“掙扎”。這種“掙扎”主要是出於三個方面：
蒙古征服導致的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斷絕，這個影響持續到元朝滅亡之後，具體表現就是，明朝皇帝個人獨裁傾向的加強。
從元朝建立前到明朝滅亡之後，持續4個世紀的“小冰河期”氣候，這種氣候條件導致災害性天氣頻發，並且對社會和政治產生了很大影響。
大航海時代之後，不斷出現在東方的歐洲人，跟他們的貿易帶給中國大量的白銀收入，但同時歐洲貿易體系和中國主導的東亞朝貢體系的不相容，這種矛盾也在一點點發酵，另外歐洲人帶來的科技、宗教、武器，也都開始影響中國。
所謂“掙扎的帝國”，就是元明兩代，在這種複雜局面下的處境。
卜正民（Timothy Brook），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歷任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教授，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教授，美國亞洲學會前任會長。主編六卷本“哈佛中國史”叢書，並撰寫其中第5卷《掙扎的帝國：元與明》。早在1974年就來到中國留學，跟中國結緣已經超過40年了，而且跟過不止一位外國漢學研究的頂級大佬，比如他曾經師從孔飛力，就是漢學名著《叫魂》的作者，還曾經跟李約瑟一起，參與編寫了那套著名的《中國科學文明史》。他自己關於中國歷史的著作同樣有名，光是在國內暢銷的就有《秩序的淪陷》《殺千刀》《維梅爾的帽子》，都是叫好又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