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法的施行情況
“漢法”與“蒙古法”兩者之間原有根本的差異。
漢法主要系根據儒家學說，是一種文治思想。蒙古法則為草原傳統，是一種武士文化。論治國目標，儒家著重行仁政、尚德治，而蒙古人則以“取天下了，各分土地，共享富貴”為最高宗旨。
論政治組織，儒家強調一統尊王，蒙古人則視大蒙古國為“黃金氏族”全體成員的共同財產，應行封建。
論軍事，儒家講究偃武修文，以文御武。蒙古人則自認承受“長生天”之命而征服世界，奉行軍事帝國主義。
論財賦，儒家強調輕徭薄賦，藏富於民，反對橫徵暴斂，蒙古人則認為以財養戰及厚賞貴族乃立國根本原則，不可儉省。
論用人，儒家講究選賢與能，由此發展出科舉制度。
蒙古人則著重“根腳”，強調私屬主從關係及勳臣子弟世襲權利。蒙漢兩法可說南轅北轍，難以彌合。
儒家被中原各王朝奉為正統思想，亦是有效的統合工具。忽必烈立國中原，自不得不採行漢法，尊崇儒家。他雖然尊崇儒家，但嗜利默武終身未變。
其時的主要政治鬥爭似乎是儒臣與色目聚斂之臣之間的衝突。實際上聚斂之臣不過是忽必烈實行蒙古法的工具。
元代中期歷次主要政爭也是漢法與蒙古法的鬥爭。順帝初年，蔑兒乞氏伯顏之廢科舉，壓制漢人，及其後脫脫一反伯顏所為而施行“更化”仍是此一斗爭的延續。
總之，終元一代，“漢法”與“蒙古法”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不斷。元廷不僅不能贏取漢族的真正認同，即在蒙古、色目族群之中，意識形態亦無法統一。
二、政治上的待遇
近世各朝主要以科舉甄選統治菁英，而科舉制度系以普遍性評準使各區域，乃至各階層秀異人士進入統治階層，為一甚為有效的統合工具。元朝前期未行科舉。
即在中期恢復科舉後，由於錄取人數甚少，而且名額分配偏蒙古、色目，所起統合作用不大。
元代統治菁英階層甚為閉鎖，包容性不大。菁英甄用主要評準有二：
第一，家世：即當時所謂“根腳”。若干與皇室建有私屬主從關係——即所謂“伴當”——而又立有功勳的家族得以世享封建與承襲特權。第二，民族等級制度：蒙古人為鞏固其統治，實行民族分化，乃根據民族差異及歸降時代先後，劃分人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四等人所受待遇不同，在政治、法律、軍事等方面皆是如此。
從民族差別的觀點而言，漢人，尤其是南人與蒙古、色目人的出仕機會相去甚遠。
元朝中期共有品官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其中30.45%為蒙古、色目人，69.88%為漢人、南人。表面看來，漢人、南人官員所佔比例不可謂不大。
但是各族群人口甚為懸殊，據估計，蒙古、色目人僅佔總戶數之3%，漢人為15%，而南人多達82%。可見各族群出仕的機率的大小相差甚大。
從家世的觀點而言，元朝最高階層的官職幾為數十“大根腳”家族所佔據，其中有蒙古、色目人，亦有漢人。
如木華黎等“四傑”，原為成吉思汗最親密之“伴當”，其子孫可說累世金紫。若干功勳卓著的漢軍世家如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亦是世享尊榮。
南人之中並無真正“大根腳”家族，完全摒斥於最高統治階層之外。
南人，尤其是江南士大夫的出仕困難，是政治統合的嚴重缺漏。伐宋戰爭中，元廷為求速勝而採招降政策，降附官員皆優予高職，又規定南宋官吏可“告敕赴省換授”。
至元十九年(1282)又遣程鉅夫至江南訪賢，薦用名士二十餘人。但是，元廷對南人極為猜忌，而北人對南人亦甚歧視，認為“新附人不識體制”，“南人淺薄不足取”，多方排擠。
至元十五年（1278）即有詔汰江南冗官，並諭“翰林院及諸南儒今為宰相、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謬濫，其議所以汰之者”。同年八月即下詔“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
南宋降官紛紛罷職，此後不僅“北方州縣並無南方人士”，而江南地方官亦多北人。
即在宋平之初，出仕元朝而得任高職的南人多為武將。士人人數不多，職位亦低。
日本學者植松正曾分析南宋進士人元后的政治動向。現有史料可稽之一百五十一人中，退隱不仕者八十四人(55.6%)，出仕元朝者五十七人(37.8%)，動向不明者十人(6.6%)。
但在出仕之五十七人中，二十二人僅擔任學職。
官職較高者不過留夢炎、方回、謝昌元、青陽夢炎、臧夢解等寥寥數人。宋朝滅亡後，江南隱逸之風甚盛，其中固有不少胸懷悲憤不肯出仕新朝的宋遺民，也有不少求官無門而被迫退隱者。
而且當時南人北上獵官之風甚熾，有如薩天餳《芒鞋》詩所說：“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遷。”
北人甚至譏笑北上求官之南人為“臘雞”。不過因受等級限制及缺乏“根腳”，求官者每每無功而返。
求仕急切之南士“往往詭籍於北，而諱棄父母之邦”，或改籍為漢人，或棄姓更名，冒充蒙古、色目。
科舉復興後，雖亦吸引不少南方士人投身場屋，但因錄取配額甚少，甚多士人都是“年年去射策，臨老猶需冠”。由於南士人仕機會渺茫，而江南經濟繁榮，生活豐盈，元季東南文士之間遂行優遊風雅的生活新風尚，流連詩酒，超越於政權之外。元末亂起，震碎士人風雅美夢。
雖有一些士人為元政權殉身，更多士人或支援張士誠、或擁護方國珍、或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總之，元朝用人取士，欠缺包容力。
三、民族的對立程度
有如蒙思明所指出：“元人中土時，金宋之經濟階級大部皆未被破壞。”
因而，漢地、江南原有的階級差異未經消弭。征服狀態則為社會頂層增添了蒙古色目貴族官僚地主，而在其末端奴隸階層則有擴大的現象。
北方之大地主多為蒙古貴族官僚及漢軍世家。蒙古貴族及官僚或因皇帝賞賜，或以投獻及其他名義強行圈佔田土，遂取代原有女真地主而成為漢地之大地主。
漢軍世家原來多為金季的土豪，順應時勢歸降蒙古後得以雄視一方而廣佔田土。兩者都是因貴而富。
江南地主階級則以南宋時業已豪富的平民地主最為重要。這些平民地主往往以富求貴，或以賄賂求官，或勾結地方官吏把持州縣，並進一步以其政治影響力擴大其財富。
有如陳得芝所說：“江南地主的經濟勢力沿著南宋時代的發展趨勢不斷增長。”
農民之中，北方自耕農及驅口（奴隸）較多，南人則租佃關係較為發達。
驅口的增多亦可說是征服戰爭的結果，大陸學者多認為是受蒙古社會奴隸制的影響，而驅口最初的來源以軍前擄掠所得人口為主。由於蒙古將吏及漢軍軍戶集中於漢地，故北方驅口獨多。驅口既用於家內役使，亦用於生產，其法律地位“與錢物同”。
日本學者有高巖估計：全驅口多達一千萬人，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甚大。南方租佃關係發達乃因地狹人稠。佃戶所納田租多在作物五成以上，並且與地主有強烈人身依附關係，所受剝削，不止一端。
元廷為保持社會安定，減少動亂，屢次施行壓抑豪強，扶助貧弱的政策。但其主要政策為保持中原社會現狀，以利統治，加以吏治敗壞，無法執行改革。每次改革皆是草草終場。社會鴻溝反因征服而加寬。
四、元朝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
蒙古人文化落後，卻是“政治主宰民族”，這是蒙古人不能真正漢化的癥結。
一方面，由於文化落後，元廷無法推行“指導的文化變遷”，如歐人在亞非拉推行的西化政策，日本在臺、韓實施的“皇民化”，強迫從屬民族接受其本身文化。
另一方面，民族及政治認同為蒙古人凝聚力的命脈，亦為其特權之保障，元廷固然不能提倡漢化，而蒙古人亦無法完全漢化。
過去學者多認為：自來建立征服王朝的各民族中，蒙古人與漢族之間的文化差距最大，漢化最淺。這一說法固然大體不錯，但仍需修正。
近來的研究顯示：蒙古人與漢文化並非格格不入。
元朝從未實行民族隔離政策，蒙古、色目散居各地，與漢民雜居。居住環境之變化導致生活方式及社會組織之變化，而且不免與漢族互通姻緣。
過去學者所說：元朝與清朝相似，禁止統治民族與漢族通婚，完全是無稽之談。實際上，當時各民族間的通婚，甚為普遍。
而且有如洪金富所說：“許多通婚異族的漢人具有異族化或蒙化的傾向；更多的通婚漢人的蒙古、色目人具有漢化的傾向，或者已經漢化了。”
可見通婚與漢化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終元一代，蒙古人並未真正漢化，“征服狀態的侷限”是其主要原因。
雖然不少蒙古人已全無“遊牧文化認同”，但征服狀態存在一日，蒙古便不會放下征服者的身段，“自以為右族身貴，視南人如奴隸”，亦不會放棄其民族及政治認同，而與漢人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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