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計劃生育”（特指近代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即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的古代，很多古人都有著多子多福的觀念，認為子女越多就代表著自己的福氣越多，家族的未來也會更加繁榮昌盛。但是，其實很多時候，多子多福只是一種理想狀態，現實的殘酷，往往會使得大量貧苦百姓將自己剛出生的孩子溺斃，即使是在我們普遍認為百姓生活較為富裕，社會生活較為安穩的宋朝，亦是如此。
而要說這溺嬰之風，在各朝各代都有記載。如《韓非子》中所載“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可以看到，自西周以來，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建立都賦予了男性較大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而大大削弱了女子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因此在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下，女嬰的存活率遠低於男嬰，很多女嬰雖然來到了這個世界，卻未能好好感受這世界的五彩繽紛。
但宋朝溺嬰現象不止發生在女嬰身上，也發生在男嬰身上。“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還有“多止育兩子”，對於一般百姓和家貧者來說，得一兩個兒子來延續自家的香火便已經足夠，並不擔心家中人丁單薄。而溺嬰現象不是隻有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才會出現，在富庶的江南地區也會發生。江南地區的人若是生的男孩較多就會溺男嬰，若是生的女孩較多就會溺女嬰，這是他們流傳已久的習俗，“謂之薅子”。
宋代溺嬰現象的發生原因，其一是“誠由賦稅繁重，人不聊生所致也”。宋代在我們的認知中雖然是一個富裕的朝代，但對於百姓的壓榨卻也沒有減少半分。
要知道，宋代的商品經濟雖然發達，但大部分百姓還是以農耕為生，依靠土地生活。而由土地衍生的各類賦稅，名目繁多，特別是位於社會最底層的百姓來說，交完朝廷所要求的賦稅之後，所剩無幾。還有就是身丁錢，男子在二十至六十歲之間，每年都需要向朝廷納輸一定的絹或者錢米。這些零零碎碎需要繳納的稅款，已經讓普通人家自顧不暇了，接受新生命的到來更是超出了他們的負擔能力。
其二是因為封建陋俗的根深蒂固。古代中國一直以來就有避諱的說法，最顯著的就是避諱皇帝還有家中長輩，還有就是忌諱一些習俗。
比如說在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會給家人帶來不幸，若是男孩則會禍及父親，若是女孩則會禍及母親。再比如說生的第三個兒子會像畜生，會妨礙自己的父母。還有一些地方風俗，認為兒子太多將來在財產分割上會產生矛盾，繼而兄弟牆，鬧得家中雞犬不寧。這些習俗影響之下，有的嬰兒會被過繼給旁支或者是給他人撫養，有的就會被溺死離開這個世界。
而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上的貧困。對於普通人家來說，家中多一張嘴就是多一份負擔，雖說孩子長大以後能為自己減輕不少生活壓力，但以後的事情誰也說不清，還是著眼於現在比較實際。對於富戶來說，他們所考慮的不僅是孩子能否健康長大，還有子女以後的婚嫁情況。
而在宋朝有女子厚嫁之風，“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要想順利操辦一樁婚事，必然少不了雄厚的家財。很多時候，家中有一子一女已經足夠讓當時的一箇中產家庭傾家蕩產，哪裡還敢多要孩子。
而溺嬰這種不人道的行為發生，其背後是法治的不健全，因為沒有法律的約束，可以隨意扼殺一條生命。更是因為在古人的孝文化，在傳統觀念中子女的生命來源於父母，自己應當事事順從父母，自己的生命也可為父母犧牲。正是因為這樣，溺嬰現象並不為朝廷所重視，因為它代表著的是家事，並沒有上升到國家大事的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