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遹聲（1846—1920），鄉榜名濬，字駿公，號蓉曙，別號悔門，晚號畸園老人。諸暨楓橋陳家人。同治癸酉科（1873）舉人，光緒丙戌科（1886）進士，朝考一等第三名，飲點翰林院庶吉士。《清史稿》有傳。其主要著述有：《玉溪生詩類編》《江左三家滄桑詩》《歷朝題畫叢錄》《鑑藏要略》《畸廬稗說》《宋元明三朝逸民詩選》《畸園手定詩文稿》《國朝三修諸暨縣誌》等。
為下文敘述方便，先列數陳遹聲為官履歷：1886年—1894年，任翰林院編修，期間回鄉丁母艱三年（1887年—1889年）。1895年—1897年，任松江府知府。1898年—1900年，回鄉丁父艱。1901年—1906年，服闋，升道員，任京師政務處總辦、財政處提調、稅務處第三股總辦。1907年—1909年，任四川川東兵備道，節制川東巡防各軍、重慶關監督，欽加二品銜，賞頭品頂戴，軍機處記名以布政使用，誥封資政大夫，晉封榮祿大夫。
陳遹聲是諸暨文史的傑出貢獻者，卻也是被諸暨文史研究所忽略的鄉賢。人們現在對他的印象，侷限於他的幾樁餘事：一是陳遹聲曾在楓橋建畸園，宅名“帶山草堂”，貯書三萬餘卷，成為越中著名的藏書樓。二是因主持編纂《國朝三修諸暨縣誌》（今名《光緒縣誌》），成為惠澤後世的一代史家。三是諸暨縣北江藻村為“賭窟”，陳遹聲請縣官蒞村坐禁賭博，使陋習收斂。但事實上，陳遹聲的功績遠不止此。
陳遹聲雖然為官時間只有17年，但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忠君報國與建功立業。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陳遹聲61歲，九月初一日，孝欽皇后（慈禧）召見了陳遹聲，褒獎他為官清廉，並委以重任。慈禧太后當面對陳遹聲說了這樣一番話：“汝守松江，辦事妥洽，聲名甚好。東川地方繁富，兼有交涉，甚欲得一清廉之吏以資撫輯，汝好好去做！”（見《召對紀恩》）前半句是對陳遹聲任松江知府的評價，後半句則是對陳遹聲出任川東兵備道的厚望。
陳遹聲在松江知府任上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緝捕鹽梟，將他們繩之以法。二是籌資數萬金，大興水利，惠澤百姓，疏浚松江支流達三十餘條。這就是《清史稿·陳遹聲傳》中記載的兩件事：“出為松江知府，鹽梟久為患。遹聲到官，密緻其黨為導，帥健卒，策疾騎，踔百餘里，掩其魁捕之，置諸法。松窪下，數苦潦，浚支河三十餘，並籌歲修費數萬金以澤農。”
其實陳遹聲在松江還做過一件可圈可點的事，就是創辦“融齋精舍”，以課學子。三年後的1899年，陳遹聲在丁憂期間，與族叔陳鳳鏘在楓橋鋪前街（今學勉路）創辦了“景紫書院”（學勉中學前身）。由此可知，“興學重教”是陳遹聲一貫的治政理念。
慈禧褒獎，慈禧重託，讓陳遹聲銘記終生，並甘願為朝廷肝腦塗地，在所不惜。陳遹聲為此特地寫了《召對紀恩》詩：
香菸拂拂御爐輕，咫尺天顏凜聖明。
溫諭不憚重獎勵，微臣有甚好聲名。
璽書自昔褒黃霸，宣室何曾棄賈生。
慚愧清廉無遠略，東川可似舊茸城？
事實證明，後來在川東兵備道任上，陳遹聲充分展示了他治理的鐵腕，為朝廷立下了汗馬功勞。其突出政績有兩個：一是平盜，二是治礦。《清史稿·陳遹聲傳》一半篇幅記載的就是這兩件事，陳遹聲自己也用長篇敘事詩記錄了這兩件大事。
特別是治理開礦一事，當時的事態已發展到百姓造反、岌岌可危的地步。陳遹聲力挽狂瀾，既粉碎奸民與洋人的勾結，又廢除了與外商簽訂的不平等協議，還到英國領事館進行多次談判。最後，他以回收洋人的開礦機械、賠付一定的經濟損失而收回礦產開採權，保全了四川全省礦產的完全無缺。川東江北廳的紳士和商人感念陳遹聲的政績，特意將他平息奸商勒索礦產的始末提煉成文字，在石牛溝這個地方勒巨石以示紀念，並且塑了陳遹聲的雕像。這件事在陳遹聲《再集臨江樓》中亦有記載：“江北紳商勒礦事始末於石牛溝，並鐫餘像。”活著被人樹碑，這叫“去思碑”（德政碑），活著被人塑像紀念，這叫“立生祠”（為活著的人建立祠廟，而加以奉祀），是為官者功德卓著的最好證明。
而至於編纂《國朝三修諸暨縣誌》，則純屬陳遹聲為官之餘的“自討苦吃”，是他在仕途奔波之餘為家鄉人民立下的汗馬功勞。
《國朝三修諸暨縣誌》是陳遹聲與蔣鴻藻（字笠山，紫巖鄉蕺里人）合作完成的鴻篇鉅製。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陳遹聲出來掌舵，也就沒有《國朝三修諸暨縣誌》的問世。蔣鴻藻在《諸暨縣誌後跋》中說：“觀察獨振其頹於既頹之後，餘力持其終於無終之餘。”當時的背景是，縣誌編纂已然擱置，且不了了之，陳遹聲聽到訊息，挺身而出，勇於擔當，重啟編纂。
陳遹聲身在官場，為何與諸暨縣誌編纂牽涉在一起？這緣於父親陳烈新去世後，陳遹聲正好在家守制。陳遹聲用潛心著述的方式為父親守孝，這比廬墓守孝的意義更為深遠，更何況陳烈新生前也是“鄉邦文獻”。
梳理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就不難發現《國朝三修諸暨縣誌》上，為什麼只署陳遹聲和蔣鴻藻兩個名字了：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陳遹聲在京城聽到了諸暨編纂縣誌的訊息。陳遹聲《諸暨縣誌跋後》：“餘於乙未、丙申年間，在京師聞邑人聘仁和譚大令獻纂縣誌。”仁和譚大令獻，即譚獻（1832—1901），仁和人，治學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諸暨當時外聘譚獻作為縣誌的主修。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陳遹聲於夏天卸任松江知府，秋天監試文闈。諸暨縣誌編纂經上憲同意，正式啟動，並著手募集資金。蔣鴻藻《諸暨縣誌後跋》載：“光緒丁酉，邑中修志之舉允行於上憲，於是分途籌捐，紛紛銳進，靡不有初矣。越兩年己亥，鮮端緒，虛糜經費，識者憂之。”兩年過去，編纂工作卻鮮有頭緒，而主修譚獻身染疾病，畏難而退，致使編纂毫無進展，資金卻浪費不少。
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陳遹聲父親於上年去世，此時正在家丁艱，得知縣誌編纂受阻後，“獨振其頹於既頹之後”，與蔣鴻藻分任其事。蔣鴻藻《諸暨縣誌後跋》：“時楓橋陳蓉曙觀察銜恤在裡，乃急起而躬任之，並邀餘分任其事。”1899年至1900年，陳遹聲與蔣鴻藻“並屋而居，驥服駑驂，深慮僨績，滅沒倒影，汗流湜籍”，終於完成縣誌初稿。陳遹聲《諸暨縣誌跋後》：“餘懼此役之終無成也，乃與蔣孝廉鴻藻，約限日各草一卷，未敢必其志也，冀留稿以待後人而已。閱期而稿成，得六十卷。”前期的編纂人員全部解散了，陳遹聲撰寫了文稿的三分之二，蔣鴻藻撰寫了文稿的三分之一。陳遹聲《蔣笠山孝廉枉過草堂》有一句“修志連床宿浣江”，說的就是陳遹聲與蔣鴻藻在城裡並屋而居、夜以繼日撰寫文稿之事。
1900年還有一段插曲，因為諸暨發生了“庚子之亂”，這就是《清史稿·陳遹聲傳》中所謂的“拳禍”，即義和團運動，是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大規模群眾暴力運動。諸暨當時的形勢是：“拳禍起，暨俗素強，與教仇，不逞者轉相煽惑，眾至千餘，城鄉約期將為亂。”正在城裡撰寫文稿的陳遹聲與蔣笠山，“為縣官定計，平之”。危急關頭，陳遹聲衝鋒在前，隻身前往現場做勸導工作，途中遇到一個暴徒，舉刀砍向陳遹聲乘坐的轎子，轎子前橫木上留下了一道一寸深的刀痕，陳遹聲臨畏不懼，厲聲正告：“我是楓橋的陳遹聲，我是來幫你們活命的！”接著向拳匪陳說利弊。拳匪聽後幡然悔悟，且拜且泣，紛紛棄械而走。鄉下的拳匪才剛平息，城裡的暴徒卻又蜂起，陳遹聲力促官兵閉城，抓捕為首的五個暴徒，斬首示從，暴亂即刻平息。
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陳遹聲服闋，五月十二日發吳門，十九日抵燕京，重回京師政務處。此次北上，陳遹聲的行囊中多了兩樣珍貴的東西，一是縣誌的初稿，一是縣誌的籌款。陳遹聲《諸暨縣誌跋後》載：“餘又服闋，將赴吳門，乃攜稿及大東鄉捐資一千四百餘貫、北鄉捐資三十貫而行。”之所以要隨身攜稿，是因為稿子還要校勘完善，之所以要隨身帶上籌款，是因為要請刻工將文稿雕刻成印板。
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縣誌開始雕板，仍由陳遹聲和蔣鴻藻分頭承擔。蔣鴻藻《諸暨縣誌後跋》：“越癸卯始開雕，於蘇一年入都，又屬餘分任其事。”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 這一年，陳遹聲在川東道任上做了兩件大事：一是蒞任未到一月，清剿獲勝，生縛盜魁劉天成；二是與英商談判，治理江北廳礦事。就在這一年，縣誌的雕板行將告竣，故此年10月陳遹聲撰寫了《諸暨縣誌跋後》。
清宣統元年己酉（1909），這一年的5月，陳遹聲辭官歸家，秋天抵達楓橋畸園，他行行重行行，因為行囊裡還有縣誌的雕板，這些雕板刻於成都、重慶。諸暨縣誌始終與陳遹聲形影相隨，故其雕板也隨陳遹聲的宦遊而變更，陳遹聲在《諸暨縣誌跋後》中說：“一刻於吳門，再刻於京師，三刻於成都，四刻於重慶。自辛丑四月至戊申六月而工竣，計資一千六百餘貫。而蔣孝廉分刻之卷，尚未數也。閱時七年有奇，而圖尚未鐫也。”至此，諸暨縣誌的雕板除圖片外，因陳遹聲回家而全部集齊，蔣鴻藻《諸暨縣誌後跋》載：“宣統紀元秋，觀察自川東歸，始將板片交餘匯齊，總凡一千六百餘板，得九十七萬三千餘言，大約觀察刻四之三，餘刻其一。”
陳遹聲辭官歸家後，蔣鴻藻專程到楓橋畸園拜訪了陳遹聲，陳遹聲事後寫了《蔣笠山孝廉枉過草堂》詩，詩中回憶了縣誌編纂的全過程。詩中有較多的註釋，交代了諸多編纂中的細節。如：“《山水》《人物》二志刻於京師”；“《科第表》《藝文志》各卷刻於重慶，《金石志》刻於成都”，“《金石志》為舊志所未及”，“合京刻、蜀刻、越刻，共六十四卷”，“《建置志》各卷君所校刻”（蔣鴻藻校刻），“餘所刻者共四十餘卷，自庚子至今年己酉已十年矣”。
自1899年開始撰寫初稿，至1909年匯齊板片，歷時整整十年。十年間，諸暨縣誌的文稿，隨陳遹聲走遍了半個中國。十年間，縣誌編纂傾注了陳遹聲和蔣鴻藻兩個人的心血，陳遹聲完成三分之二文稿、四分之三雕板，蔣鴻藻完成三分之一文稿、四分之一雕板。雖然後期在京師和成都雕刻時，有兩個在外做官的諸暨人參與了校對，一個是江南鹽運司王慶平，一個是四川勸業道周善培，但縣誌編纂於“既頹之後”，始終只有陳遹聲與蔣鴻藻“分任其事”，而挑大樑的則是陳遹聲。而陳遹聲虛懷若谷，他將成績歸功於蔣鴻藻，他說：“是役也，搜訪編纂，皆孝廉之力。”
《國朝三修諸暨縣誌》，這是一部扛鼎之作！兩個人，天各一方，孜孜矻矻，歷時十年，不計報酬，完成了一項惠澤後世的龐大工程，令人匪夷所思！令人肅然起敬！
蔣鴻藻在《縣誌後跋》中說：“一書之成，死生以之，荼苦蓼辛，非親嘗者未易言焉。”一語道出了修志的百般艱辛，以致將生死置之度外。陳遹聲在《縣誌跋後》中說：“同志則功速而費儉，掣肘則功緩而費煩。”又一語道出了修志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同心同德。這是兩位先賢在編志之餘給後人留下的深刻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