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爬出深淵，請不要回望深淵。
2010至2018
2010年，一部《告白》用獨特迥異的視角撕開了日本校園欺凌和青少年犯罪的現實裂縫，冷峻剋制的劇情，瘋癲對立的角色設定，反襯出真相的極端殘酷。一切矛盾開始於少年，一切罪惡終結於少年。兩位少年因為各自私慾共同密謀殺害了老師的女兒，當老師發現無法用法律將施暴者繩之以法後，她用近乎絕望的手段奪走了少年自以為重要的一切，老師是最大受害者，但也是悲劇的復仇者。
▲ 圖/豆瓣：《告白》電影海報
時隔八年，曾在《告白》中飾演血債血償為女兒復仇的“單身母親”松隆子再次出演日本最強靈媒師，以守衛者的身份，與蠶食怨念附身幼童的魄魕魔展開殊死決鬥。電影中，人們既是施暴者，又是拯救者。神魔大戰的勝負並沒有對主人公有真正意義上的救贖，當正義盡數死去，故事最終走向沒有破解的結局。魄魕魔來源於被傷害孩子們的怨念，向孩子施暴的人既有家長也有陌生人，在社會的惡意與忽視中，迴圈往復，愈加沉淪，需要拯救的不是孩子，而是社會里的每一個人。
▲ 圖/豆瓣：《來了》電影海報
在導演中島哲也的敘事語言中，殘忍而微弱的轉折在不經意中發生，觀眾的情緒隨著故事的推動一次次妥協，在某個情緒和矛盾積累的時刻，突然，所有的真相如同驗證前路般向觀眾撲來，猝不及防的撕開偽裝善變的面具和血肉模糊的傷疤，於是，僅存的溫暖只好以幀數計量，成為故事中所有人最終不可觸及的幻夢。
也許當現實足夠魔幻，導演將更多的問題透過鬼神予以標註和解讀，創造出一個假想的電影世界，以鬼神為敘事依託，以第三視角向觀眾轉述，來反襯社會問題的深刻和緊迫。恐怖的寓言和故事走向結尾，將所有關聯的人物拖入了夢魘和深淵，然而，這一切真的結束了麼？
▲ 圖/豆瓣：《來了》電影劇照
《來了》可以視作導演對日本社會深刻變革的再思考。電影中，魄魕魔是被遺棄、被殺害和受虐待的孩子怨念和惡意的集合體。沒有實體的魄魕魔，與其說是妖魔鬼怪，不如說是一種對現代家庭生活的隱喻。《來了》背後有三層含義，一是新生兒低出生率時代到來的現實危機，二是當代家庭生活中“喪偶式育兒”的突出矛盾，三是虐待遺棄兒童行為的法律和倫理問題。導演用直接平鋪的敘事結構、明暗交替的視覺語言雜糅傳統詭譎的日本民間傳說，對虐童、墮胎、遺棄等社會現象進行抨擊和批判。
“你的孩子不是孩子”
在日本，2020年新生兒人數連續第五年創新低。2019年度，日本全國的兒童諮詢機構共處理了超19萬件兒童虐待案，其中，以“心理虐待”案例居多。在中國，根據最高檢釋出的資料，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續上升，2017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4。76萬人、5。07萬人、6。29萬人。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涉及虐待兒童的文書共計89篇，與“家庭暴力”“共同犯罪”“人身損害”等法律術語交織。
▲ 圖/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公益宣傳片
冰冷的公文和數字後面，既是無數個孩子無聲的求助，也是無數個家庭的至暗時刻。一面是“跌跌不休”的新生兒出生率，一面是觸目驚心的虐待兒童案件，“6歲女童遭母親及其男友虐待致殘”“7歲男童被生父菸頭燙傷”“4歲女童遭繼母虐打至重傷昏迷”等等，每一件虐童事件的曝光，公眾憤怒譴責的怒火都會被點燃。十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釋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公益宣傳片”——《聚光》，號召公眾在發現針對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時，主動及時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守護孩子們的正義與成長。即使是旁觀者，我們仍然有阻止傷害的義務和權力。
恐怖片的背後
近年來，當大部分型別片已經開始將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透過恐怖的個體象徵元素，作無限意義的放大和延伸，以影像形式為觀眾預先設想和假設極端的多種可能，試圖喚醒公眾的反思和回溯。也有少數電影依然停留在視覺和感官的刺激，將人物和事件臉譜化，在故事結構和現實立意上止步不前，這種隱喻反差可能源於創作者對社會問題認知差異的思考和爭辯。
▲ 圖/豆瓣：《來了》電影劇照
在“建國後不許成精”“恐怖片是精神病”的前置條件下，簡單粗暴直接地將恐怖片與××病關聯，不僅是對恐怖型別片的不理解，也是對特殊醫學症候群體的不尊重。在具體事件中，讓受眾先入為主，放大了對特定人群“犯罪假設”的臆想和判定，讓公眾加深了對某類群體惡意和揣測。然而這樣，真的是大家想看到的現實麼？
假想，當魔的意義被極端放大，它從未具象化，但是卻充斥在社會罅隙中，也許魄魕魔從未消失，它藏在每一個受傷的心裡，蠢蠢欲動，伺機窺探，時刻等待著以毀滅決絕的姿態出現，將所有的光亮吞噬，硝煙散去，鮮血被洗刷，一切終歸殊途。
當恐怖電影照進現實，太陽之下，我們永遠不知道要直視的是什麼。
▲ 圖/豆瓣：《來了》電影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