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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歲後袁紹追尋戰國四君子之風,放浪形骸卻愛士養名的真實意圖

小A點評三國風雲人物:袁紹(三)愛士養名

文:小A斯蒂芬

到上一篇為止,我們用了兩個篇幅來講解了袁紹的家世和袁紹本身的身世。他擁有一個四世三公的顯赫家族背景,而且他是袁湯長子或者次子——袁成的兒子。這是不爭的事實。

據《華嶠漢書》記載,“(袁)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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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

我們現在假設這裡所說的袁平沒有後代,或者他根本就不存在,因為無論是《後漢書》還是《資治通鑑》都只承認袁湯有三個兒子,袁成、袁逢和袁隗。我們姑且將這一環節忽略掉,畢竟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事情。

如果這樣的話,按著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度,在袁湯死後,袁成就應該是他的第一繼承人。在袁成死後,假如袁成沒有留下其他的兒子(事實也應該是如此),那麼,即便袁紹的母親不是正妻,他也是袁成的長子,完全可以以這樣的基本條件晉升為嫡長子,並由他來繼承袁成的地位。這是正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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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存在著一定的變數。比如我的鄰居老太太家,子女眾多。長子不幸意外去世,長媳不堪忍受生活的壓力選擇了離婚,留下幼子給老太太撫養。後來老太太壽終正寢,遺言將自己名下的房產留給這個幼子。可是由於沒有進行公證,更沒有任何的字據,在動遷的時候,幾個叔伯姑嬸將房產瓜分。而這個幼子只落得一無所有。

所以對於袁逢來說,袁成之死是一個機會。而袁成留下的孤兒寡母,除了任人擺佈,哪裡還有反駁爭搶的餘地。

不過,對於袁逢來說,為了平息人怨,保證袁紹母子的衣食住行還是很有必要的。這大概就是《英雄記》“二公愛之”的來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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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畢竟,這種生活對於袁紹母子來說是寄人籬下的,也給袁紹的身世和童年蒙上了一層陰影。為後來袁術狂言袁紹是其“家奴”留下了口實。

界橋之戰以前,公孫瓚發表過一篇征討袁紹的表文,數出了袁紹的十大罪狀。其中的第九條,在《典略》和《後漢書》的記載中稍有不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段記載:

《典略》“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汙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

《後漢書》“《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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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瓚

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兩段哪一個是公孫瓚的原文,但是他們都指出了袁紹母親為“婢使”“傅婢”的情況。公孫瓚之所以能夠知道這種別人家的家事,一定是有人對他說的。在《典略》的記載中公孫瓚也承認了對他說這件事的人是袁術。原文是這樣:“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雲紹非術類也。”這其實是與《後漢書袁術傳》中的記載“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雲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形成了互相印證的呼應。

我之所以在這裡提起這件事,並不是想說公孫瓚與袁紹的矛盾,也不是要說袁紹和袁術之間怎麼樣。這些事在之後我還會專門系統的去講。在這裡,我想說的是,袁紹幼年、童年時期的成長環境。

在古代,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是不可以改嫁的。所以她只能帶著兒子寄居在袁氏家族的蔭庇之下,而這種可以算作是寄居之下的生活,日子久了往往就會產生諸多的矛盾。在這種矛盾之下,袁紹母子被視為奴婢的生存狀態,也並不會讓我們感覺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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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種被不斷歧視的環境中長大,袁紹的童年可想而知是充滿憤恨的。所以,易中天說袁紹的性格特點是內心分裂,這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這種性格的形成,是與他的這種成長環境密不可分的。我們甚至可以想見,童年期的袁紹,在母親為了保證他們的生計,一次次向袁氏家族選擇妥協的時候,躲在角落裡哭泣的樣子。在他的內心裡是多麼的渴望能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有一個他可以依靠的父親。這也應該就是為什麼范曄會認為在袁紹母親去世,袁紹為其守孝期滿之後,又因為“追感幼孤”而繼續為父親追服守喪三年的原因。

不過,當然,袁紹無論如何都是袁氏家族的子弟,這一點是袁逢和袁隗所改變不了的事實。作為當時的公族子弟,貴族出身,袁紹的仕途會比一般人要通暢的多。袁逢和袁隗無可避免的要為袁紹創造這樣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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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後漢書袁紹傳》記載,袁紹“少為郎,除濮陽長”。

所謂的郎,也叫郎官。據《後漢書百官志》記載,郎官一般“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也就是說郎官不限定名額,主要就是負責擔任皇帝身邊和皇宮裡面的侍衛。郎官通常是在親貴功臣子弟中進行選薦,也有一些是透過“貲選”也就是捐官,其實就是買賣而得以充當郎官。由於郎官總是出入在皇帝的身邊,耳濡目染的可以接觸到國家的政治事務,所以在郎官中總是會脫穎而出許多的朝廷以及地方長官。因此也就被視為當時世族子弟步入仕途的一條重要途徑。

袁紹就是以郎官的身份擔任了濮陽縣的縣長。《英雄記》認為袁紹擔任濮陽縣長的時候也就是弱冠二十歲的年紀,但是卻“有清名”想來也是乾的不錯。不過沒多久,就發生了袁紹母親去世,袁紹為母守孝三年,後又為其父袁成追服守孝三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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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想順帶說一下,袁紹守孝補喪的問題。這件事被裴松之認為是袁紹是袁成所親生的重要線索。但是裴松之並沒有完全的確定下來,這也是裴松之一貫的作風,他習慣於將問題留待後人去解決。不過在《後漢書》和《資治通鑑》中,范曄和司馬光都堅持了這種觀點,也就是袁成是袁紹親生父親的觀點。我們現在也不知道範曄和司馬光是否還有其他的佐證來證明這件事。畢竟我們現在沒有看到過這種史料。但是從合理的角度來說,英雄記中的記載足以證明這件事。因為袁紹假如是過繼給袁成的話,在為其母親(袁逢的妾)守孝三年後,是不可能再為父親補服守孝的。因為袁紹的生父袁逢還在世,這樣做於禮不合,袁逢恐怕也不會同意。所以袁紹能夠接續守孝的做法,只能說是在為親生父母守孝。至少能夠說明袁紹接續守孝的物件是一對夫妻(袁成夫婦)。就算袁成夫婦真不是袁紹的親生父母,袁紹此時此刻的做法也說明他已經認可了這種地位。在現實生活中,被過繼送養的孩子往往對其生身父母懷有一種憤恨之情,在這種憤恨之情的作用下,被過繼送養的孩子長大後會對親生父母產生牴觸甚至是仇視的心理也屬於正常情況。所以不管袁紹的守孝物件是不是他的親生父母,他既然認可了這種地位,就說明他已經認定了袁逢是其叔父,也認定了他與袁術是從兄弟關係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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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袁紹後來為了提升幼子袁尚的地位而將長子袁譚過繼給“其兄”的做法,也可側面說明袁紹不是過繼之子。作為一個父親,在對待子女的時候,往往都會從情感上去規避自己曾經所經歷過的苦難與犯下的錯誤。所以假如他是過繼之子,就一定不會主動將這種情況施加給自己的兒子,即便這個兒子他並不太喜歡,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袁紹前後“凡在冢廬六年”的守孝期滿之後,似乎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開始了放浪形骸的新生活。

他徙居到洛陽,《英雄記》認為他是隱居在洛陽,但是這種隱居並不實際,畢竟國都洛陽並不是一個適合隱居的地方。在這一期間,袁紹交朋好友“愛士養名”,由於他擁有一個“累世臺司”的家族背景,又能夠折節下士,所以很多人都慕名投奔到他的家裡,與他交往。《後漢書》認為當時的袁紹“賓客所歸”“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二十歲後袁紹追尋戰國四君子之風,放浪形骸卻愛士養名的真實意圖

“抗禮”就是與之行平等的禮節;“輜軿(zī píng)”就是輜車和軿車的並稱,其實是一種有遮蔽遮擋的車子,直白點說就是顯貴富人所乘坐的車子;“柴轂(chái gǔ)”就是柴車,泛指貧賤者所乘之車。也就是說投奔袁紹計程車人無論貴賤,他都傾心平等對待,於是各種各樣高低貴賤不同的車子堵塞了道路,形成了“填接街陌”的盛景。

不過,對於《後漢書》中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的說法,《英雄記》卻並不贊同。《英雄記》認為袁紹交結士人是有選擇的,是“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的。

對於這一點,雖然貌似矛盾,其實也並不矛盾。畢竟一個人交往朋友的質量層次代表著這個人自身的價值。袁紹自然也是願意與知名士人相結交的。說這是一種實用主義也並不算過分。袁紹也的確因此而結交了許多當時的名士,史書記載,袁紹“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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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邈

所謂“奔走之友”就是可以互相盡力相助的朋友。在這裡除了吳子卿和伍德瑜我們不知道具體出身之外,張邈(張孟卓)、何顒(何伯求)和許攸(許子遠)都是後來影響過時局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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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攸

對於這一時期的袁紹,我們用放浪形骸來形容其實是不太妥當的,準確的說是在效仿戰國四大君子的風骨。個人猜測,袁紹對於自己擔任郎官後所獲得的濮陽長職務,應該是並不滿意的。不過,那應該是其家族所能夠給予袁紹的全部了。對比袁術舉孝廉為郎中累遷至河南尹的平步青雲來說,袁紹將是何等的無奈與不甘。

對於這一點,袁紹在為父母守喪的六年間應該是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這也是他在守喪結束重新回到洛陽,卻“不應辟命”的原因之一。他的這種放浪形骸“又好遊俠”的形象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他的真實意圖應該是在試圖擺脫家族的束縛,不願意接受袁逢和袁隗的擺佈罷了。

他,袁紹,要憑藉自己的能力,希望透過自身的努力來達到實現自身價值的目的,並獲得想要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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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的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是會招來一些人的不滿的。除了家族的長輩以外,還會有許多被袁紹所看不起的人,甚至是某些被袁紹所拒絕的徵辟者。比如中常侍趙忠。

中常侍就是皇帝身邊的近臣,主要負責“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西漢時本來只是虛銜,到東漢時期逐漸變成了執掌實權的官職,並且大多由宦官擔任,人員也從最初的四人增加到十人,東漢末年甚至增加到了十二人。成了當時宦官集團執掌朝政的重要環節,被後世稱為十常侍。十常侍的首腦人物就是張讓和趙忠。史書中記載過這樣一段漢靈帝的話,頗能夠說明當時皇帝對十常侍的信任程度。漢靈帝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張讓和趙忠兩人權傾一時,以此可見一斑。

據《後漢書》和《英雄記》記載,中常侍趙忠見袁紹的這種四處結交士人贍養士人的行為後,就對宦官們說道:“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

“坐作聲價”的意思就是想辦法抬高自己的聲名和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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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

趙忠這句話說的可是極其嚴重的,要知道在當時有一定社會地位和名望的人交朋養士並不鮮見,但是在這之後如果你不能夠為政府朝廷效力,那就會被理解為居心不良,甚至有謀反的嫌疑。趙忠說的這句話裡是含有一定的醋意的,或許他曾經試圖徵辟過袁紹,而被拒絕,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樣,趙忠既然說了這句話,就代表著他對袁紹有了意見,這樣下去也的確是會鬧出亂子的。這件事自然要嚇壞了袁氏家族當時的掌門人袁隗。

袁隗找來袁紹,對他說道:“汝且破我家!”難道你是要害死我老袁家嗎!《英雄記》認為袁紹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應了大將軍何進的徵辟。但是《後漢書》則認為,袁紹仍然我行我素終不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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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覺,袁紹的這種“不應呼召”的行為,同樣值得深思。他應該並不是不應徵闢,而是對徵辟他的人還不夠滿意。所以後來在大將軍何進徵辟的時候,袁紹就接受了何進的徵辟。《後漢書》記載,袁紹被何進徵辟為掾屬,沒多久就擔任了侍御史的職務。

侍御史隸屬於御史臺,其職責就是負責監察朝廷中以及各地官員的違法行為,接受公卿群吏的奏事(舉報),官員有違紀失職的地方就進行核查後上報給皇帝。所以御史臺其實也就相當於現在的中紀委。

後來袁紹又被任命為虎賁中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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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虎賁中郎將,就是負責皇城宿衛安全的禁軍—虎賁禁軍的統領。虎賁禁軍也叫虎賁軍,其歷史悠久,據資料顯示虎賁軍早在夏朝就已經設立。漢朝的時候虎賁軍一般規模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最早的時候叫做虎奔,取如虎一樣迅猛奔跑之意。王莽時期,以古代有一個叫做孟賁的勇士而改名虎賁。

袁紹在擔任虎賁中郎將期間發生過什麼事情,史書中沒有過多的記載,想來也大多無關緊要。不過,這卻是袁紹初次正式的領兵。對於他的人生以及政治生涯勢必起到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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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這之後,袁紹的人生裡又會發生怎麼樣的故事呢?請繼續關注紀《傳體三國評傳》,小A點評三國風雲人物系列文集《三國默示錄》—袁紹篇繼續為您精彩奉獻!

小A斯蒂芬發表於202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