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一個開放的年代，也是對外交流最廣泛的一個年代。
大唐建立以來，先後與各方四百個國家（政權）建立了朝貢關係。隨著時間的變化，這些國家“經朝貢之後，自相誅絕，及有罪滅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存者，七十餘蕃。”這些國家互相之間拼鬥、以及大唐懲治不服滅掉的有三百多個，到了開元年間，只剩下七十多個。
長安城中百萬市民混雜著胡人數萬，為官、為商、為學、為僧、為僕役，官員們上朝能見到胡人的使節或者有胡人官員與他們同列，普通人出門買東西可能會進入一家胡人的香料或珠寶店鋪，吃飯時可能會“笑入胡姬酒肆中”，經常能看到胡僧走在街市上，甚至有些大戶人家家中就有不少崑崙奴、新羅婢和胡人侍妾。
在大唐，老外不是個稀罕東西。
根據學者研究結果，大唐與各國官方往來主要包括朝貢、朝見、和親、求請、祝賀、互市、修好、告哀等方式，感覺就是家裡有個大事小情就有理由不遠萬里來長安一次，真正是萬國來朝。
來的國家既有吐蕃、大食、突厥等有敵意的國家或者索性就是敵國，也有新羅、康國等仰慕中華文化的友好國家，還有一批大唐境內契丹、南詔之類的藩屬國或羈縻地區勢力，當然，也有介於大國之間搖擺不定的小國，如西域昭武九姓諸國。
相對與大唐平等相處的是大食，開元年間使者來到大唐，用馬匹和珠寶玉石等特產做禮物，李隆基特批允許使者“平立不拜”，後來在有關部門的一再要求下也開始採用漢禮。
各方胡人都由鴻臚寺負責管理，尤其是官方往來，要求他們“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
具體辦事兒的是鴻臚寺典客署，各方夷狄君主使者來京朝見、新君繼位冊封都歸他們負責，負責人不過是個從七品下的典客署令；
這種制度又被稱為“納質”，很多大唐的藩屬國甚至遙遠的天竺、波斯等國都按這種制度讓國君的子弟留在長安，有些甚至被授予文職。
納質制度估計與朝貢制度一樣，看上去是大國與小國的不平等關係，實際上小國往往是有利可圖的。以此為名，各國派遣了大批的學生到長安學習，貞觀年間在國子監學習的學生從3260人迅速增長到8000餘人，想必增加的不少是外國留學生。僅新羅一國在長安的公派使者、留學生就達到幾百人，晚唐武宗時期，新羅死人了，鴻臚寺上奏“質子及年滿合歸國學生等共一百五人，並放還”，一次性回國105人，應該還有不少沒畢業的仍然留在長安。
倭國離得也算近，更是經常有使者和留學生來大唐，名為遣唐使，其中有個叫朝臣仲滿的，仰慕中國文化，改名為朝衡，在長安居住了五十年，當過從七品的左補闕，是一個類似言官的職務。
大唐軍隊對胡人的加入也是允許的，並未受到種族的歧視和限制，典型代表初唐有契畢何力、黑齒常之，盛唐有高仙芝等人，當然還有安祿山和史思明。
有些是在本族內部奪權失敗帶著部下投奔大唐，有些是戰俘或者戰場起義的異族部落，這些人當中的首領往往被直接任命為中低階武官，帶著自己的部族世代為大唐鎮守邊關，時間長了逐漸漢化，再無異族習俗痕跡，大唐人也會把他們當作本族人看待；
李世民滅東突厥之後就把東突厥歸降的貴族任命為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的高階官員就達到百餘人，隨之遷徙到長安居住的突厥人達到數千家。人太多了就不好管，李世民擔心突厥人在長安作亂，又把他們遷徙到河北“建牙”。
也有像安祿山、史思明這樣本來就在大唐境內生活，從軍後從小兵做起，靠戰功當上大將軍的胡人。
如扶南國（中南半島古國）曾朝貢“白頭人二。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在普遍面板黝黑的東南亞有白頭髮白面板的人確實算是特異；
還有著名的崑崙奴，“肌膚黑如漆”，是來自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的當地土著，或者其中一些來自天竺；
與崑崙奴類似的還有新羅婢，經過專門訓練的這些新羅女孩子既能幹又溫順，深受大唐富貴家庭喜愛。後來新羅婢市場情況比較好，有些人索性買漢族的小孩子教她們新羅話，冒充新羅婢在大唐銷售；
更多的是精通舞蹈音樂的藝術家，還有一些是各地的雜技藝人和魔術師，以及隨同異域猛獸、猛禽一起來到大唐的馴獸師、馴禽師。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大批的胡商和宗教人士“越海逾山”而來並活動在大唐，廣州、揚州以及長安、洛陽是胡商最集中的城市。
曾經有學者專門對在長安居住的胡人數量進行了統計，結論是五萬、三萬、兩萬三種，全大唐的胡人數量應該有十幾萬甚至幾十萬。
這些胡人尤其是胡商是按大唐律令進行管理的，並要繳納賦稅，開元年間就是用西域胡商的稅收供應安西四鎮。
安史之亂時，西方各國朝貢的酋長使者，以及少部分安西、北庭都護府的文武官員共計數千人被困在長安，無法西返。這些人的生計大唐包下來了，鴻臚寺每月支出四萬緡，並給他們像大唐百姓一樣發田地，前後四十年。一直到唐德宗時期組建神策軍，把這些胡人從酋長到僕役都編入神策軍，共計人員四千、牲畜馬匹二千，大唐因此每年省了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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