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交往當中，人們之間的交往一般是用官階職位作稱呼，而不能用姓和名或平等地稱呼。因為用官階職位作稱呼，可以隨時隨地表明一個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並以此來確定人們之間的尊卑關係，以免無意中出現無禮或犯上的行為。
但是，也有一系列的自謙、自卑的稱呼。朝廷官吏要對皇帝稱“臣”、“奴才”（清王朝地位低下旗人在自已主人面前的自稱）；下級官吏在上級官吏面前，自稱“卑職”、“小的”；老百姓在官吏面前，自稱“小民”、“下民”；女人在男人面前，自稱“妾”、“賤妾”、“奴”、“奴家”；幼輩在長輩面前，自稱“晚生”、“學生”、““後學”；平輩人之間，自稱“鄙人”、“不才”，等等。如此繁多的自我謙稱，不僅僅是相沿成習的民俗慣例，它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自卑而尊人”的禮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世界上各民族的親族稱謂，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型別：一種是“類分法”，一種是“敘述法”。類分法的親族稱謂只標明男女性別和上下輩分，不標明是直系還是旁系，也不標明親族的長幼順序。世界上大多數民族的親族稱謂，都是用類分法。與這種類分法稱謂相反，中國人採用的是敘述法稱謂，父系、母系、直系、旁系界限分明，長輩、晚輩之間排行順序也清清楚楚。於是，便有了叔伯姑嬸姨舅堂表等一系列複雜的稱謂關係。
從表面上看，稱謂關係的簡繁，是一種民俗現象的體現，但實際上，它顯示了一個民族對於家族血緣關係和上下等級的重視程度。這種把親疏的血緣關係和長幼順序區分的一清二楚的稱謂，在人們的心理上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尊卑親疏的等級區別。伯比叔尊，兄比弟尊，父系比母系親，直系比旁系親。在宗法社會由家及國的特殊政治文化氛圍中，這種親族內部尊卑親疏的等級關係，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帶到社會的政治關係之中。
稱謂關係中的等級尊卑進一步發展，便形成了中國古代歷史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一一避諱。所謂“諱”，即祖宗、父輩、帝王、聖人等所有尊者的名字。凡這類人姓名中所用的字，在日常說話做文章時，任何人都不能隨便使用，凡是遇到要用這類字時，總要想方設法地避開，這就叫“避諱”。避諱在中國古代社會是極為普遍的，也是一般臣民、百姓不能不懂的一門學問。稍不注意，一旦犯諱便大禍臨身，甚至掉腦袋，尊上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由於避諱，給人們日常文化生活帶來許多困難和麻煩，甚至鬧出了很多荒唐事。淮南王父名“長＂，《淮南子》一書就無“長”字，統統用“修”來代替；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著《史記》，忌用“談”字，因為其父叫司馬談；宋代詩人、文學家蘇東坡祖父名“序”，於是，他為人做書序都用“敘”字代之；更有甚者，唐五代人劉溫叟父名“嶽”，他竟終生不聽音樂，只因音樂的“樂”字與其父名同音；宋人徐積“以父名是石”，終身不用石器，行路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讀書凡“敏”字，它皆唸作 “密”字，寫字遇到“敏＇字，亦減一二筆，令她的老師賈雨村好生奇怪，不知何故，直到進京後聽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方知黛玉的母親名叫賈用敏，才解心中之疑惑。以上這些都是屬於“家諱”，即家族祖父及長輩名字的避諱。
此外，還有“國諱”，即帝王名字的避諱，這是全國上下都必須遵守的。《史記？孝文字紀》中記載，眾臣請漢文帝立太子，說：“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這裡的“某”，就是指漢景帝劉啟，因避諱“啟”，而用“某”來代之。如果不瞭解歷史，不瞭解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避諱真不知“某”何許人也？唐代以後，因要回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觀世音菩薩改名為觀音菩薩。清朝的雍正皇帝，即愛新覺羅？胤禛，登基之後，便把皇室兄弟們名字中的“胤”字統統改成了允”字，不許他們犯“國諱”。連名字都如此避諱，雍正晚年大興“文字獄”，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此禮貌的稱謂和嚴重的避諱制度，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素有“禮儀之邦”之稱的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的傳統習俗具體表現。從深層次分析，一方面，它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等級森嚴的宗法禮教制度在人際交往中外延；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對祖先崇拜和對權力崇拜的一種心理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