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儒家傳統的孝道觀念趨於政治化，這主要見之於成書於這一時期的《孝經》。
《孝經》一書從漢初就開始流傳，它是西漢時期儒篆孝道恩想的集中反映。在當時，它的地位極高。<白虎通義>把飛一*苷秋>並列，說孔子既作<春秋>，又作《孝經》。鄭玄則說：孔子因為六經各講了一個方面，怕後人不知根源，所以作<孝經>來總會。又說i孝經>是“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漢人將《學經》揮代如此之高，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這就是封建統治者想透過“孝”來維繫宗法血緣的紐帶，從而達到“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為鞏固“家天下“的統治服務。漢朝統治者極力提倡重倫理，“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認為“教化已明，習恰已雙，人下便可無爭了。
孝經
今文字《孝經》共有十八章，第一章“開條明義“為全書的綱領，以下十七章都是據此發揮義理或加以補充說明，歐以後入（如朱熹）也有單稱第一章為經，下卿都昇龍傳的。社‘ ’七章中，其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五章是孝行的方式；
“三才”、“孝治”、“聖治”三章則旨在肯定孝是政治行為的根源。施政的依據在於孝，政治的目的與價值也都在於孝道的元成。
“紀孝行”“諫諍”、“事君”、“喪親”四章，則直接討論到孝行本身，強調孝本質上是一種莊敬的道德行為，並不是一種情緒上的親暱狎順。
“廣要道”。“廣至德”、“廣揚名”與“感應“四章的重點則在討論孝行的功效，證明一切政治行為都是孝德的推廣。
“五刑”章則從反面告誠人們不要犯不孝之罪。
從以上分祈看來，《孝經》中孝道觀念的政治化和制度化是十分明顯的。“作者顯然自覺地要推廣這種事親行為的意義，使之包括了內聖外王的大道，而成為政治上的常軌”。
關於這一點，《孝經》開宗明義章就充分表示了這種意圖。“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把服父之“孝”，“移於君”、“移於長”、“移於官”，從而使天下達到“和睦”而“無怨”的境界。《孝經>還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在統治者眼中，孝道成為“德教“的基礎。《孝經>不僅把孝道說成是人倫之本，而且還把它抬到了“天道”的高度。《三才章》雲。“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 《聖治章》也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行孝被說成是天經地義的事。
儒家
在統治者的極力倡導之下，儒家的孝道觀念深入人心，對當時的喪葬習俗產生了極其深遠而巨大的影響，這便是秦漢時期厚葬風氣的盛行。<鹽鐵論·散不足>載：世人“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慼之心，而陳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髮屋賣業”。秦漢之際還未發跡的“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營高燥地，傍可置萬家者，以為家”。“烏程吳逵……親屬皆盡，存者唯逵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三棺。鄰里嘉其義，葬日悉出助之”。有鑑於此，時人王符在《潛夫論·務本篇》中感嘆道。“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