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制度的良性發展離不開完善的選拔制度，如何保障選拔出具有良好史學素養的人，以確保完成朝廷指派的修史編撰任務是整個史官制度運作的關鍵。由於著作郎職重位清，選任方式也很多樣，有皇帝直接任命、朝廷徵詔等渠道，大多由中書、門下等官兼領。
著作佐郎的選拔標準則與著作郎有很大的差別，魏晉時期的著作佐郎多由秘書監薦舉或吏部薦選，起家和解褐佐郎者佔少數，到了南朝時期，著作佐郎主要的選拔方式則變成了世家子弟的起家之官，選拔的要求中到任前必撰一篇傳記的傳統也遭到了廢棄，不再具體的考察著作佐郎的史才了。
著作郎的選任
根據文獻記載，南朝時期共有44人出任過著作郎一職，透過研究他們的傳記和相關資料，南朝時期的著作郎選拔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皇帝直接任命
皇帝作為最高權力的象徵，根據其意願決定官員的升遷，實際上這是一種徵召制度，被徵召的一般都是在朝野享有一定社會聲望的人，大多是文采出眾，皇帝徵召其為著作郎，能夠顯示自己惜才，為自己博一個知人善用的好名聲。皇帝透過直接干涉史官的任命，有利於展示一個重視歷史的形象，同時還加強了對史官的控制。
劉宋時期，王韶之私撰得《晉安帝陽秋》被時人評價為善敘事，辭論可觀，可為後代佳史，宋武帝命其以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蕭齊時期，陸雲公熟讀經史古籍，才華出眾，深受皇帝喜愛，被齊高帝任命為著作郎，隨後升遷為中書仍然執掌著作，齊武帝還任命謝超宗掌國史。
蕭梁時期，蕭梁皇帝喜歡任命內廷的親密官員擔任史官，從事國史的編撰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便於掌控，能夠控制史書的編寫態度。皇帝對他們的能力也多有了解，修撰史書的質量也能夠有所保障。陸雲公曾制《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也。”而後言之於高祖，蕭衍下詔徵其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
而到了陳朝，皇帝也會任命關係密切的內廷官員出任著作郎。許亨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兼任修國史事，徐陵以五兵尚書領著作郎兼修國史……
二、朝廷推薦
主管官員升遷的吏部，自然是官員體系運轉的中樞，對於著作官的舉薦也屢屢見諸於史籍，蕭梁時期裴子野所著的《宋略》深受朝野好評，“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
而其他中央機構的高階官員和地方大員也有一定的舉薦權力，如：劉宋時期袁淑博涉多通，辭采遒豔，縱橫有才辯，被本州舉薦為著作郎，“本州命主簿，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吏部郎沈淵表薦沈驎士，曰：“懷書而耕，白首無倦……玉質逾潔，霜操日嚴”，徵其為著作郎。
雖然有些才學之士透過這種方式得到重用，得以找到一個發揮自己才能的平臺，但是從著作郎選任的整體方式和數量，由高階官員進行舉薦的方式所選拔出的著作郎在南朝四代的歷史上終歸是少數。這些被舉薦的人員都是由於有著真才實學才受到朝廷青睞，因此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史官隊伍的整體水平，也對史官制度的發展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在南朝時期著作郎選拔的途徑主要是透過皇帝直接任命、其他官員舉薦等方式外，而著作郎選任的最重要的表現形式則是即是以他官兼任著作郎一職。官員兼任著作郎的情況分為兩種：
一是因為朝廷進行修史，特別任命某人以兼領著作郎，來主持修史活動，等史書編撰工作告一段落後，兼領者即去職不再兼任。二是以本官長期兼領著作郎，或知國史事。
徐爰在劉宋孝武帝時以尚書左丞領著作郎，朝廷其編修劉宋國史。等到大明中期，他又擔任遊擊將軍，仍然兼任尚書左丞和著作郎。等到孝武帝死後，他擔任將作大匠，但是仍然兼領著作郎，其官職幾經變化，但兼領著作長達十幾年。
著作佐郎的選任
著作佐郎作為著作郎的副手，其選任途徑有和著作郎類似，但是又稍有不同。
一、朝廷擢升與特任
朝廷對於著作佐郎的直接任命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趨向於榮譽性質的擢升。宋武帝曾親自參與策試州縣的秀、才孝廉，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奏對深得劉裕心意，因此二人都被任命為著作佐郎。宋孝武帝時期，散騎侍郎顧淵之子顧願，勤奮好學，頗有文名，被州縣舉秀才，在面對孝武帝時對策稱旨，被破格提拔為著作佐郎。
類似的例子還有翟法賜、孔淳之、宗彧之等，這些大多不受世俗約束，超然於世，同時又有一定的名氣的人群，朝廷特意徵召他們出任“清流官”著作佐郎，以表示對他們品行的表彰。雖然被徵召者大都被拒絕，但是著作佐郎作為一種榮譽性的官職性質是存在的。
第二種則是著作郎們出於修史需要，對於自己欣賞的人才特別舉薦，來幫助自己編修史書，蕭梁時期劉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博涉多參通為名流推賞，“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為佐。”蕭梁時期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非常欣賞姚察，“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
與榮譽性質的徵召不同，著作郎的保薦的著作佐郎們都是飽學之士，精通文義且有著較高的史學素養，能夠很好的輔助著作郎完成修史的任務。
二、特權階層起家之選
著作佐郎最重要的一個選拔途徑是世家大族子弟的起家，作為“清官”序列的重要流轉官職，是諸多世家大族子弟的起家之選，作為門閥制度在南朝最好的體現，甚至將這種特權明文寫入了當時的法律條文，蕭梁時規定“佐郎為起家之選”到了陳朝時，規則進一步細化，“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
這些起家著作佐郎的官員時間非常短暫，為了儘早地給下一批世家子弟騰出官位，往往在職數月便離職，因此他們的史學水平也參差不齊，對於史學編撰活動自然也起不到什麼助益。
元嘉十六年，何承天近七十歲高齡被任命為著作佐郎來編撰國史，而他的同僚們年方二十，少年意氣沒少嘲諷何承天，“諸佐併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奶母’。”由此可以能夠看出著作佐郎們大多都是出身名門，而且年紀非常的年輕。
此外，與最高權力有著特殊關係的群體以著作佐郎起家的也有很多，最為突出的是劉宋時期的駙馬多拜為著作佐郎，如：江恁娶了宋武帝第九女淮陽長公主，因此被任命為著作佐郎。褚淵因為年少時為鄉里所知，有清譽，因此宋文帝把自己的女兒南郡獻公主嫁給了他，他也因此官拜駙馬都尉和著作佐郎。
不過隨著劉宋王朝的敗落，齊、梁、陳等三朝以駙馬都尉兼著作佐郎的例子非常的罕見，劉宋王朝之所以為駙馬都尉配備著作佐郎一職，大抵是為了提高駙馬們的社會地位，以便他們能與下嫁公主的地位相匹配。
南朝的著作佐郎們除了少數有真才實學，精通文史的世家子弟外，大部分都是不學無術、遊手好閒的浪蕩子弟。他們擔任著史官的工作，卻不從事史官的工作。
食君之祿，不分其憂慮，也難怪很少有著作郎是從著作佐郎提拔而來的，這些不事史職的子弟，地位高者起步就以起家著作佐郎兼任太子舍人，隨後外放擔任一地的守、丞、令等職務，繼而進調中央，“高流官序”以著作佐郎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