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在早期發展階段因受到北方遊牧民族收繼習俗的影響，產生了模糊的承祧行為。隨著契丹民族的日漸壯大，其人口緊缺的現實情況與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的矛盾一步步升級，遂衍生出重子觀念。
遼朝建立以後，儒家文化的傳播使得契丹民族尊儒行孝之風盛行。在這個過程中，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得以發展完善，最終形成流行於遼代社會中的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
一、古代北方遊牧民族收繼習俗的影響
生活在北方的古代遊牧民族以經營畜牧業為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遷徙生活。這種流動性強的生活方式使得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無法積累大量的金銀財富，只能將財富儘可能地轉化為可流動、且便於攜帶的財富，如牛羊等牲畜。但是牛羊等牲畜的存活很大程度上受周圍環境的影響。若遇自然災害或瘟疫等極端惡劣情況，牛羊等牲畜便會大量死亡，牧民也會損失慘重。
相反，如果恰逢自然條件適宜、氣候良好的情況，牛羊等牲畜則會迅速繁衍，牧民也會收穫巨大財富。因此從總體上講，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經濟發展並不穩定，生產力水平不高。在這種以畜牧業為主的發展方式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人口增長較慢，而日常的放牧、養殖、軍隊作戰等無一不需要勞動力，故而人口成為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生活中的重要財富。
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對人口的需求可略見一二。在人口匱乏的刺激下，加之生產力低下等因素，古代北方遊牧民族衍生出了收繼婚和報嫂婚。收繼婚即是女子嫁入夫家後，如果丈夫去世，女子準備改嫁的情況下，一般由丈夫的兒子（非女子親生）或者兄弟承接這門婚姻，使女子不至脫離夫家。
報嫂婚則是指男子去世，他的妻子由他的兄弟續娶的行為，即兄弟娶嫂嫂。從本質上講，收繼婚與報嫂婚都屬於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收繼習俗。匈奴、烏桓、柔然、突厥、回紇、烏孫、甚至 13 世紀初興起的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皆有此俗。不難看出，收繼行為是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在生產力不發達、人口匱乏的歷史背景下，為適應其生存發展而有的一項風俗習慣，更是被古代北方遊牧民族深深認可的一項國俗。
因此用歷史的眼光看，中原王朝給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收繼習俗所打上的“野蠻”、“不知禮”、“不知恥”的狹隘標籤，恰恰是不準確的。在此基礎上，契丹民族還衍生出“姊亡妹續”之法。所謂“姊妹續”，即為姐姐亡故，姐夫續娶小姨子的習俗。直至遼太宗會同三年，遼朝才“除姊亡妹續之法”。
但殊不知，此法早已在遼朝社會中發展得根深蒂固了。從嚴格意義上講，承祧行為亦屬於收繼這一概念的範疇。因此可以推測遼代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在契丹民族早期發展階段就已經運用而生了，只是還未發展完善、定型成制度，即處於一種模糊的狀態。
二、契丹人的家庭重子觀念
契丹人家庭對於子嗣相當重視，這從他們對待新生兒的態度上就能看出一二。不論是帝王家還是民間，契丹人對於新生兒的降臨通常充滿了喜悅。契丹人為慶祝新生命的到來，所舉行的一系列意義非凡的儀式表明了契丹人重視子嗣的態度。其重子觀念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第一，延綿子孫的觀念。早期契丹人的社會活動是以家為基本單位展開的。子孫綿延才能確保家的存在，有家存在，社會活動才能繼續。第二，追求多子的觀念。契丹人認為子嗣的多寡代表了家族的繁榮與否。子嗣越多，則越有能力將家族發展壯大。因此，大多數契丹家庭有“4-7 個子女”。在這種重子觀念下，無子或少子的契丹人家庭總不免令時人嘆息。
第三，更重男兒的觀念。在遊牧社會中，較女性而言，男性大多情況下是生產活動的主要承擔者，因此促成了契丹人更重男兒的子嗣觀念。契丹人對男兒的重視甚於女兒體現在方方面面。如皇子誕生，有皇帝與滿朝文武為皇子舉辦的“賀生皇子儀”。此儀乃朝堂之禮，禮節繁瑣，儀式莊重，寓意深刻。
反觀契丹的公主誕生，則不見史書中言及“賀生公主儀”。這說明除去皇子有承繼大統資格等政治因素，契丹人對男兒更為重視，他們將男兒視為正統血脈的傳承者。這種觀念也成為契丹人家庭舉行承祧時所選物件為男兒的主要原因。契丹人家庭為什麼會形成上述的重子觀念呢？其實這與契丹民族的人口缺失是分不開的。
首先，遼代統治階級對百姓的剝削造成一定的人口缺失。遼朝建立後，其手工業部門主要為貴族階級服務，一直以來發展較為緩慢。其中以冶鐵業與製鹽業為代表的手工業部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不少契丹勞動力人口被迫脫離自己的小家庭生產，被長期禁錮在手工業製作中。
但即便是這樣，遼代統治階級仍然會透過境外擄掠補充勞動力，以此滿足自己對手工業製造源源不斷的需求。在這種無止盡的剝削下，契丹人家庭的適齡勞動力人口難免緊缺，故而會透過多生多育的方式，進行勞動力的自我補充。
其次，戰爭也是一個不可免責的因素。源於大漠南北生產資料的單一與匱乏，再加上游牧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滯後，契丹民族為爭奪有利資源、宣告正統地位，時常與周邊民族、國家發生戰爭。
大大小小的戰爭，導致契丹民族的人口增長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遼聖宗時期簽訂澶淵之盟後，遼宋之間維持了百年和平，遼朝的人口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才迅速增長起來。再次，遼代統治者的佞佛政策導致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遼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極度崇尚，致使五京之內興建起數量眾多的寺院、佛塔。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葬處，即置有白衣觀音像。到了遼道宗時期，佞佛更加嚴重，國內僧尼的數量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家的認可以及統治者的默許使得落髮為僧為尼的人“前仆後繼”、“絡繹不絕”。
這些為僧為尼的出家人大多數本是可以從事社會、家庭的生產活動、補充適齡勞動力人口的，可是因著統治者的佞佛，卻成了不勞而食的社會毒蟲，氾濫成災。客觀上，這些僧尼所脫離的契丹家庭為了維持生產、生活，自然而然更為重視子嗣，極力綿延子孫。遼朝的人口增長主要是在聖宗朝以後，且最盛時期人口也僅有 750 萬左右。
而同時期的北宋，人口已經突破 1 億大關。且不說，北宋的統治範圍幾乎僅是遼朝的一半。相比之下，便更能深刻理解契丹人家庭重子觀念的產生。
三、儒家孝道觀的影響
遼朝建立之後以中原正統自居，實行多元文化模式，對漢文明特別是儒家文明多有借鑑吸收，因此儒家學說繼而成為統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在整個遼朝統治範圍內得到傳播、推廣。儒家學說的傳播直接影響了遼代孝道觀念的形成。尊敬祖先、善養父母、綿延子孫，蔚然成風。尊敬祖先即表現為對祖先的祭祀之禮。
契丹人信仰“青牛白馬”的傳說，認為本民族發源於木葉山一帶。與此同時，契丹始祖奇首可汗與可敦亦葬於木葉山。因此，木葉山成為契丹人心目中的祭祀神山，成為民族發源地的象徵。
契丹歷朝皇帝如遇家國大事，都要以各種方式“祠木葉山”或“望祠木葉山”，以表示對祖先的尊敬。此外，遼太祖為契丹民族的建國首領，其死後葬於祖陵，也是契丹人所尊崇的先祖。自太宗朝始的歷朝契丹皇帝無不常常去往祖陵，祭祀太祖。
受儒家孝道影響，遼代契丹人家庭中，不僅帝王如此，普通的契丹百姓也是如此尊崇對祖先的祭祀。這即是遼代契丹人所遵行的孝道之一：尊敬祖先。遼代契丹人對父母的善養亦值得稱讚。契丹皇帝作為表率，除了日常朝見皇太后外，如遇皇太后抱恙，常常親自侍奉湯藥，陪伴左右。除此之外，遼代皇帝往往還會透過飯僧、大赦等方式為皇太后祈福，甚至在行軍途中，也會因皇太后有疾而折返。
孝道之二：善養父母。遼代契丹人謹遵儒家孝道，以延綿子孫為盡孝之要義。他們認為子孫稀少是對父母、祖先的大不孝。因此，在儒家孝道的指導下，遼代皇帝舉行納後儀時所選的女性參與者，皆為多生多育的婦女。
孝道之三：綿延子孫。在儒家孝道觀的影響下，遼代契丹人將綿延子嗣看作是孝敬父母的一項大事，因此承祧行為在社會上越發受到人們的鼓勵與認可。同，契丹民族積極吸收唐宋律法文明，使得遼代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的發展愈加迅速與完善，進而成為一項穩定的社會制度。
四、結語
遼代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是影響契丹民族社會生活的一項較為重要的風俗習慣。在歷史的長河中，它始終如一條紐帶連線著契丹民族的過去與未來。首先遼代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為無子家庭提供了子孫綿延的可能，有利於遼代契丹人家庭的延續發展。其次，遼代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為有子家庭增加了發展壯大的機會，有利於遼代社會的穩定進步。
再次遼代契丹人家庭承祧行為為遼代皇帝籠絡皇族、功臣，實現政治目的提供了溫和的方式手段，有利於遼朝韜光養晦，為其南下發展打下了夯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