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漢高祖劉邦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武帝即位後，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
於是一個儒生站了出來，他就是董仲舒。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於是他建議漢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漢武帝隨後下令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
表面上看漢武帝是採用儒家思想治理國家，實際上儒學只是一層漂亮的外衣，西漢帝國核心採用的是法家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實際操作上依賴法家的思想，加強中央集權，採用秦始皇的那套法家治國思想。漢武帝可謂是第二個秦始皇，不過他比秦始皇高明些，他披上了儒學的外衣。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曾多用刑吏，當太子（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時，他的回答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說明漢代統治者就已經自覺地把儒法結合起來實施統治了。外儒，給封建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制統治提供了堅強的的後盾。
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託。
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只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鬆地‘’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麼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