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司馬遷的人，結局很慘，比如班固。
01
以千古文章而論，司馬遷的《史記》是被人罵得最少的。即便愛懟人的魯迅，遇到《史記》，也嘆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但也不是沒人罵。批評司馬遷的人，主要在漢。以《漢書》作者班固為代表。
馬、班向來為世人作比較。明代張輔言：“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
可見至明時亦有很多人將司馬遷、班固作比較，並以為班固之“才”勝於司馬遷。
當然，張輔不以為然。他以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即司馬遷善於抓重點，行文不作老太婆的裹腳布之事。五十萬言說三千年事，確實是個大本事。
班固則不然。班固之《漢書》，所敘之事，不過漢初至王莽篡政時，約二百多年事，以至於八十萬言。
煩省之別，一目瞭然。
因史書於中國來說，以“用”為主，“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人道之常”，所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歷史如煙，人多事繁，不能提綱挈領，中流小事皆取，則史書一無可觀，讀之寡然無味。所以自來讀《史記》者常能擊節讚歎、熱血澎湃，其他史書則遜之。
實則司馬遷行文，很有創造，常有飛來之筆，項羽不為帝王、呂后亦非帝王且是女子，司馬遷亦堂皇而入“本紀”，即為明證。
且司馬體例，班固因循。班固很死板。
司馬遷作史，是中國史家中唯一一位非作魯迅所謂“帝王家譜”者。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等，雖然以利害辭鋒流離天下，司馬遷亦能為之作傳，“亦足以明其大才”。
此類事，班固是萬萬不會做的。
即便班固，為司馬遷作傳，甚至不敢多為之文，一反敘事之詳的態度，只把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史記·太史公自序》等抄了個遍。
順便譏諷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極刑”，意思是，司馬遷懂那麼多，智商超高，為何讓自己身陷極刑不能自救。再推論司馬遷“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其《報任安書》自傷悼，猶如“《小雅》巷伯之倫”。
《小雅》巷伯，乃指《詩經·小雅》中之《巷伯》，為西周寺人（宦官）孟子（不是儒家的孟子）因遭人讒毀而發洩怨憤之詩，寺人孟子所做之官，即巷伯。
也就是，班固推論司馬遷寫《報任安書》就是為了發牢騷。
這多少有些人身攻擊，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有趣處在於，班固譏刺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而班固的結局，卻也恰恰如他所譏刺的那樣。班固曾從竇憲北征匈奴，並有“燕然勒石”之功。
竇憲帶兵擊破匈奴，單于敗走，竇憲追擊，一直追到私渠比鞮海（今烏布蘇諾爾湖），而後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內杭愛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這作紀的人，便是班固，當時為竇憲之中護軍。班固於是大筆一揮，作《封燕然山銘》，其辭曰：
“鑠王師兮徵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燕然刻石勒功，為後世傳頌。宋范仲淹《漁家傲·秋思》詞中“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即指此事。
而後，班固遇到了跟司馬遷一樣的事，竇憲之亂後，班固亦受株連，被捕入獄，同樣不能自救，死於獄中。
笑人者，亦為人笑矣。
02
至於班固批評《史記》，主要認為司馬遷寫了一些不該寫的人和事——
“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即，司馬遷不分是非，是非觀跟聖人之是非觀不同。論天下大道總是黃老思想在前、儒家六經靠後，為遊俠作傳則愛寫奸雄，論經濟則崇尚勢利羞辱貧賤者。
其實此句是最胡說八道的。聖人的是非觀是什麼，這就說不清楚。
如果司馬遷論道以黃老為主，為何孔子在“世家”傳中，而老子韓非子皆在列傳？《史記》體例是本紀高於世家，世家高於列傳。
按班超所謂“先黃老而後六經”，那麼孔子該在列傳中，甚至像老子和韓非子一樣，跟別人合在一傳。
“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實際上是司馬遷之父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也就是班固《司馬遷傳》中也抄過的那本書。
司馬遷絕非“先黃老而後六經”。
再看司馬遷《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贊》，司馬遷開口即論《尚書》，列傳之首篇《伯夷列傳》開言即是“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
這能說是“後六經”？
“先黃老”也不對，如果司馬遷果真最尊崇黃老思想，那麼至少不應該把老子和韓非子、申不害三個人湊合成一篇文字——《老子韓非列傳》，該來個《老子世家》才對。
司馬遷《史記》中對孔子、老子的稱呼，有明顯不同。稱孔子，則曰“至聖”，稱老子，則曰“古之隱者”。
“至聖”之稱，司馬遷之後朝代，幾為孔子“廟號”。
在《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先孟子，後荀子，以孟子為主。
清人王應奎《柳南文鈔》說得很有意思，他以為司馬遷如此推崇孔子，因為在司馬遷心中，孔子非徒為魯國一人，實天下一人也。
另外，此人還說，司馬遷之所以寫《史記》從《五帝本紀》開始，五帝之前的事情，一概不論，恰恰是因為孔子不道黃帝以前事。
03
單單班固的這幾句批評，歷朝歷代都有人替司馬遷辯解，把班固駁得體無完膚。
元人盛如梓的說法也有另一種道理。
他倒是不駁斥班固的話，卻說司馬遷之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該怪漢武帝，因為漢武帝表彰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然而窮奢極侈，海內凋敝，不如文景尚黃老清靜，天下饒給。
那麼為什麼“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呢？
他的解釋是，漢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可以用錢贖罪）；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錢自贖，交遊莫救，卒陷腐刑。所以司馬遷“進奸雄”，正是感嘆沒有如朱家之倫，以救己困。
最後一句，也有解釋，“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司馬遷之所以“羞賤貧”，是因為自傷自己貧窮而無以自救，所以才說“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按：“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見司馬遷《越王勾踐世家》中范蠡事件。）
總之，他說班固一點不體察司馬遷的心，瞎起鬨譏諷人家，太過分了——“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盛如梓為司馬遷辯解的前一句實際上有點沒抓住根本，後面兩句倒是不錯。
但無論如何，歷朝歷代為司馬遷鳴不平的大有人在。
魏晉的傅玄，大有名頭，他的諡號是“剛”，評論文學時也很“剛”。他的反對意見，是直接罵班固。《全晉文》中有載，傅玄曰：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
也是三句批評，總結起來就是，班固《漢書》論國體就拍馬屁說好話粉飾太平，談教化以貌取人不看本質，述時務文字虛美不顧事實。不是作史的好材料！
另一個版本中，除了這幾句，還加了一句：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這句就比較狠了，這是指責班固的人品了。
因為班固作史，恰恰也是受父親班彪的影響，這跟司馬遷有點相似。班固作史之前，班彪已在潛心續寫《史記》（不是司馬遷的《史記》，乃漢史），所以班固的《漢書》，有很多部分實際上就是在班彪的基礎上，要麼增加，要麼續寫。
應該說《漢書》至少一半功勞是班彪的，但是班固一生，到死都從未說過父親班彪的半點功勞，這就叫“遂沒不言彪”。
反觀司馬遷，心心念念是秉承父志，忍辱修史，雖然他的很多認知跟司馬談並不一樣，但總之對父親司馬談還是推崇備至的，甚至推功於父親。
班固罵司馬遷三句，是可以反駁的，傅玄罵班固那三句，幾乎無法反駁。
實際上，就連班固也是佩服司馬遷的本事的，只是不直說，而是借別人之口說出來的。
他在《司馬遷傳》中雖然批評了幾句，但依然說“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以劉向、揚雄的大才，尚且佩服司馬遷提綱挈領、清晰理事的本事，班固自然也佩服。要知道《史記》寫作時，尚用竹簡，司馬遷寫三千多年的事情，卻能理得清清楚楚，相互之間關聯緊密，偏能突出重點。
這本事，簡直驚世駭俗！現在即便給你電腦，這些資料也未必能理清楚。
最關鍵的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人無完人，寫史的人，本就要秉著書寫事實的目的，一個人一生，好壞對錯，都是交織存在的。司馬遷是“不虛美，不隱惡”，有好的地方，一定寫出來，有不好的地方，也寫出來，這才是完整的人。漢高祖劉邦“好酒及色”，但一點也不影響他的豐功偉績。
事實上，自《史記》之後的史書，能做到這一點的，幾乎沒有。
班固其實也是不得已，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正撰《漢書》的時候，卻被人告發“私修國史”，班固立即被下獄，命都快保不住了，弟弟班超為他伸冤，這才保住了命。而後是漢明帝讓班固作史。
也就是說，班固作史，是奉王命的，目的是彰顯“漢德”，這就不允許他“不隱惡”。
班固沒頂住這壓力。
漢明帝甚至與班固、賈逵、郗萌等人討論過司馬遷，主要針對司馬遷所寫的《史記·秦始皇本紀》。班固第一個表示，司馬遷對秦的評價不對，因為司馬遷沒有說出秦滅亡的必然性。
同時，皇帝問到關於司馬遷寫《今上本紀》（指漢武帝本紀）而引起漢武帝大怒毀削文章的事情，班固等表示司馬遷隨意討論帝王是非，不是好人。
以此而觀，傅玄所謂班固“飾主闕而抑忠臣”，是一點也不錯的。
班固做不到司馬遷的“不虛美，不隱惡”，就乾脆三緘其口，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了。但這與劉向、楊雄等所謂的“實錄”，就差得遠了。
後世從漢到清再到魯迅錢鍾書，全為司馬遷說話，就不難理解了。連韓愈都認為司馬遷之文為漢之最；柳宗元甚至認為“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李太白、蘇東坡莫不仰之若神，司馬遷之偉，豈是班固三句批評能掩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