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講究門第，武氏就是門庭顯赫的大姓。武則天登臺，更加大力提拔孃家人，以抗衡李唐宗室。到了晚年，她不得不謝幕，李氏返場坐上皇位，反攻倒算，武家就走了下坡路。
畢竟是望族，到了中唐時期，武氏又出了一位俊傑，就是後來被刺客暗算的武元衡。（刺殺經過參見本號歷史文章“相面的說大凶，會餓死，怎麼破？”）
武元衡出身名門，但靠自我奮鬥踏入仕途。他進士及第，兩度拜相，更兼詩名卓著。宋人評價說：唐朝寫詩一流且位至高官的唯有高適，高官中寫詩一流的唯有武元衡。官場縱橫，詩壇亦有一席之地，在名家輩出的唐代，絕非易事。
武元衡曾任御史中丞（監察系統負責人），唐德宗在一次召見之後，望著他的背影，由衷地對左右稱讚：“真乃宰相之器啊！”
這是要大用的節奏。可惜第二年正月，德宗駕崩，順宗繼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順宗身邊早已有了影子內閣，帶頭大哥名叫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是中堅力量。
隨著順宗上臺，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大展拳腳，掃除積弊、推行新政，史稱“永貞革新”，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是受到肯定的進步力量。劉禹錫有“詩豪”的美稱，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都是一代翹楚、千古名人。
順宗的這個班底，與武元衡過節頗深。因為劉、柳屬於正面的革新派別，按照“好人的敵人是壞人”之原則，現在很多人站隊劉、柳，指責武元衡。
這是有欠公允的。
雙方在某些治國方針上相同，比如打擊藩鎮。不過，革新派大多起自寒微，一朝權在手，態度激進；名門出身、位高望重的武元衡則是遵循傳統，持重謹慎。故而分歧難免。
王叔文起先授意黨人（可能就是劉禹錫、柳宗元，他們當時擔任監察御史，正是武元衡這個御史中丞的下屬），以權利招攬武元衡入夥。武元衡的理念與他們並不一致，道不同不相為謀，斷然拒絕了橄欖枝，老王很生氣。
德宗去世後，武元衡作為先朝重臣，有個山陵（皇帝陵墓）儀仗使的頭銜。雖然是臨時的禮儀性差事，但為先皇治喪，屬於很高的榮譽。劉禹錫積極要求進步，向武元衡請求擔任儀仗使判官，慘遭拒絕。
老王一夥更生氣了，對武元衡下黑手，唆使新皇帝把武元衡貶官，降為“太子右庶子”這麼一個無足輕重的閒職。
此事見於新、舊《唐書》，真實性在史學界有爭議。根據《順宗實錄》，劉禹錫已經擔任了崇陵使判官（崇陵為德宗陵墓），似乎不應再求為儀仗使判官。
不管導火索是什麼，革新派排斥武元衡屬實，並且同時打壓了一批“非我族類”的正直大臣。只要政見不同、不肯依附，就大力傾軋，這種做法顯然不妥。
風水輪流轉，同年八月，登基未滿二百天的順宗因病撒手人寰，宦官擁立太子即位，是為憲宗。
這個結果不是王叔文等人希望看到的，因為他們原本有意另立嗣君。不難想見，新皇帝對此是何等憤怒。
革新派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首領王叔文貶官外放，第二年被賜死。武元衡官復原職，並很快拜相，他的境遇，與劉禹錫、柳宗元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換。
劉、柳二人被貶為遠州刺史，剛走到半路，又被貶為司馬。在遠離權力中心，蹉跎將近十年後，才調回京城。
劉禹錫闊別長安多年，舊地重遊，寫下了“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的詩句，似對朝廷有譏刺之意，於是又與柳宗元一起被趕到窮山惡水的偏遠之地任職，幸虧另一位朝中重臣裴度替他們說話，才得以改調較近的州，事見本號歷史文章“相面的說大凶，會餓死，怎麼破？”。
這件史實，《資治通鑑》和《本事詩》都認為是武元衡被劉詩刺痛，對他們挾私報復，《通鑑考異》則認為遠貶的不止劉禹錫一人，應該與那句詩無關。
《通鑑考異》的說法比較靠得住。
劉、柳二人初次被貶，武元衡起了什麼作用，史書無記載。不管他持何態度，即便是出手整治對手，也無可指責。彼此敵對，儒家文化講究“以直報怨”，沒毛病。
劉、柳二人再次被貶，裴度出面拉了一把。裴度當時擔任御史中丞，位列宰相武元衡之後，憲宗對於武元衡的信任超過裴度。況且裴度曾在武元衡幕府中任職，武元衡對他有知遇之恩，兩人私交不錯。那麼，裴度的這個做法，武元衡即使沒有贊成、推動，至少也是默許的。否則，只要他說句反對的話，就能阻止裴度的援手。
所以也不難推論，劉、柳二人的再度被貶，不是武元衡惱羞成怒，而可能是憲宗皇帝餘憾未釋。
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劉禹錫、柳宗元黯然遠行，在異地遙望長安。而在長安城裡，宰相武元衡慘遭藩鎮刺客謀殺，身首異處。
柳宗元得到訊息，寫了《古東門行》一詩，隱晦地提及雙方的矛盾鬥爭，對武元衡有所批評。不過，雖然稍欠敦厚，基本上還是說的政事之爭，個人得失色彩不算太濃。
劉禹錫則寫了不止一首詩，對武元衡大加諷刺，一洩個人私憤。傳統是 “死者為大“，何況武元衡死於國事，劉禹錫的幸災樂禍，後世學者大多認為他不夠厚道。
武元衡慘遭橫死，反對派冷眼相對，憲宗皇帝卻是悲痛得吃不下飯，並且為之罷朝五日，可謂哀榮備至。武元衡的能力和人品，值得這樣隆重的紀念。
憲宗剛掌權的時候，藩鎮割據，朝廷號令不行。浙西節度使李錡主動請求進京覲見，憲宗挺欣慰，加封為右僕射，讓忠臣快快前來相見。不料所謂的“忠臣”心懷叵測，推三拖四地不肯真的來。
拿皇帝尋開心，這個娛樂節目尺度有點大。
憲宗向大臣們問計。有個宰相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建議聽其自便，以免惹出事端。
武元衡斬釘截鐵地說：“萬萬不可！李錡自請入朝，又託詞不來，‘可’、‘否’好像都是他說了算。陛下初登大寶，天下人都在觀望，如果讓這種奸臣得逞，則威望盡失啊。”
憲宗深以為然，斷然下令李錡速速來朝。
李錡這個無事生非的二百五被朝廷將了一軍，進退兩難。本來就有不臣之心，心一橫，反了吧。
因為是逼反的，匆匆起兵，準備工作相當草率，月餘就被平定。
武元衡的鷹派政策開了個好頭，朝廷聲勢大振，也為今後的藩鎮事務定下了基調。憲宗任內對藩鎮不肯姑息，平定了很多內亂，史稱“元和中興”。
武元衡並不是一味強硬，有時候特別好說話，度量如海。
他去西川公幹，當地官員按慣例宴請。有個從事（地方主官的僚屬）喝得大醉，硬要斗酒，逼武元衡換大酒杯。武元衡不願意，這個從事居然把酒澆在他身上。武元衡一動不動，等他澆完，緩緩起身，換了衣服繼續參加酒宴。
震驚，歎服，舉座官員的臉色都很精彩。
武元衡無疑是可以被髮一張好人卡的，而居然至死不被兩位文豪諒解，實在令人唏噓，因為雙方原本關係不錯。
劉禹錫、柳宗元現存的文集中，共有二人為武元衡代擬的表章七篇，是他們擔任監察御史的時候，為時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所作。劉禹錫另有詩一首《和武中丞秋日寄懷簡諸僚故》，柳宗元有散文一篇《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都對武元衡頗有讚頌。那個時候，彼此還沒有分道揚鑣，都是文采斐然、忠君愛國的君子，關係真不差。
待到分屬不同的陣營，武元衡首先被整倒。復起後，輪到劉、柳二人倒黴。至此仍舊為君子之爭，雙方都沒有口出惡言。
劉禹錫、柳宗元初次被貶出京城，武元衡有念舊之懷，託人帶信給劉禹錫，致以問候，贈以衣帛，劉禹錫寫了《上門下武相公啟》的回信，頗存感念，另外還寫詩對武元衡的詩作予以唱和。
《柳宗元集》中收錄的《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則是武元衡首先打破僵局，致書存問，柳宗元為之感激，回了這封信，稱頌武元衡有君子之風。
這種溫情，到了劉、柳二人再度被貶，終於斷絕。
劉禹錫、柳宗元都是文壇鉅子，但對武元衡視若仇讎，以致交情不終，不能不說是人格上的一個缺陷。好人，並不總是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