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諫無魂，無議無骨：談談
宋代“言路”中的制度文化
從古至今，資訊對於個人乃至國家層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個人根據資訊改變提升自己或者轉變態度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場景；而國家則是領導階層根據資訊做出重要決策與改變重要制度，以達到國家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目的。
在資訊傳遞突進發達和科技進步的今天，我們透過各種各樣的社交和娛樂途徑傳播和接收資訊，以進一步與時代接軌。這種過程十分快速便捷，所以人們逐漸忽視了資訊傳遞的重要性。而在車馬慢交通不便的古代，這種資訊傳遞就顯得彌足珍貴。特別
當統治者下達決策以及制定制度時，如果沒有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根據實際國情合理地制定制度，不僅僅會導致制度的推行舉步維艱，也會導致民怨鼎沸，國家不穩定。
而在封建王朝，一大資訊的傳播方式就是官員的進言，即“言路”。“言路”的發達與否不僅僅反映了一個國家資訊渠道的通塞，更體現了國家制度是否合理，是否能夠維護和鞏固統治而延續國家和王朝的輝煌。
從修正帶到效率的蛀蟲-逐漸變味的諫議制度
1.有著最美好的初衷-諫議制度的誕生
提及言路，不可不談的就是伴隨封建皇權誕生的諫議制度。
所謂諫議，故上諫而下議，諫官員的過失和皇帝的錯漏之處，所以諫議制度對於糾正過失完善制度體系以及推廣制度有著較為重要的作用。
而諫議制度也在很早之前誕生，早在周朝就出現了掌諫議的官職。到了秦代，建立了大一統王朝並出現了延續千年的皇帝制度，而建議制度正式推行以在制約皇權負面影響的同時維護統治鞏固發展。
建議制度的誕生對於社會進步有著較大的影響力，所以也在封建社會時代伴隨著封建社會本身不斷地發展進步。但諫議一詞卻最早見於漢代，
《漢書·王莽傳下》載：“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第一次完整地提到了諫議的概念，在此之前多以“諫諍”等詞代替。但就我個人看來，
對於“言路”一詞，無諫無魂，無議無骨，兩者缺一不可，唯有並行發展推廣，才能進一步體現古代諫議制度的發展與完善的過程。
在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大完整的時間線就是權力的逐漸集中，從秦朝到清朝，中央集權的的特徵逐漸變得尖銳，這是封建社會制度本身必然性決定的，我們不做贅述。然而中央集權的進一步發展進步就會伴隨著諫議制度的發展，因為諫議本身就是作為維護黃泉鞏固統治的制度而誕生的。
從一個方面看，中央集權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導致國家決策皆由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發出，而
個人主觀因素如情緒和三觀難免會影響其對於事物的客觀看待以及客觀對待，諫議制度就是幫助統治者做出更加有利於維護統治者本身的決定進而繼續維持這種中央集權的現狀。
從另一個方面看，諫議制度的誕生可諫他人之過，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群體，而
諫議制度可以有效地促進官員之間的制衡，維護統治，促進權力集中
。所以，諫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封建社會的發展進步，對於社會發展以及國力強盛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2.回朕車不復路兮-國家行政效率的蛀蟲
建議制度的誕生體現了封建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改錯修正性，在這個方面是十分具有價值和意義的。而在諫議制度誕生之初，它的功用也是十分理想而對封建統治有著積極作用的。
唐·韓愈的《感春》詩之三載：“蔡州納節舊將死，起居諫議聯翩來。”說明在古人心裡，諫議制度是有著積極作用的，而古人更是有“文死諫，武死戰”之說，將諫議制度推到了一種為國捐軀為民謀利而不顧自身的道德制高點。
誠然，在諫議制度發展過程中，的確有較大的官員群體為諫上過而不顧自身，可歌可泣。然而大部分時候，這種佔據道德制高點的行為都是被充當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出現的。縱觀千年諫議制度發展史，真正為民請願而不顧自身的官員是很少的，而大多是作為政治群體的鬥爭先鋒出現的。政治鬥爭的出現就是因為爭奪利益，而爭奪利益就必然會導致在涉及利益的方面上爭論不休，從而進一步影響制度的發展推廣，國家機關的行政效率被大大減慢，最終導致政府無能百姓受苦的結果。
在古代封建制度和文化發展過程中，不可不提的是宋代，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頂峰。而回到宋代諫議制度本身，它伴隨著宋朝的建立而出現，並因為宋朝的誕生方式而失去了那種伴剛烈而至的氣息。太祖重文輕武，宋朝冗官冗費，這是宋朝的敗筆，也是宋朝走向衰弱的過程。
諫議制度並沒有賦予宋朝以糾錯和修改完善其本身的特性。
反而使宋朝權力鬥爭的風波更加猛烈，終其一朝，我們為多少欲展抱負卻無處可去的仁人志士扼腕嘆息，又為多少鬱鬱而終的忠臣良將慨嘆不已，這就是事實的殘酷。
當行政效率失去，制度推行不到位，國家對於地方的影響力逐漸下降，最終不會影響到其他，只會導致滅亡。
此“情”無計可消除-制度文化的悲喜
1.言路中的輝煌盛世
當提及宋朝，我們很難不想到宋詞，也很難不想到政治清明與經濟繁榮。
宋朝在固有的封建王朝的基本特徵之外，還擁有許多其他的獨有的魅力，比如制度魅力。
這種制度魅力伴隨著儒學思想而浸潤著風花雪月的芬芳，令人迷醉，所以宋朝的疆域雖小，卻綻放出了中國古典文化史和封建社會史上的一朵奇葩。
淺談宋朝制度文化，我們不難發現：宋人進一步分化權力，削弱了自秦朝建立的丞相制度代表的根深蒂固的相權。而削弱相權就是從一定程度上加強皇權，試想若每個臣子的權力都削弱，那麼他們對於皇權的威脅會變小。宋
朝在削弱相權的同時大肆發展進步官吏制度體系，官吏制度達到了空前繁盛的地步，當然就包括自古以來官吏體系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諫議制度
。有人說宋朝大肆發展官吏體系，造成冗官冗費，致使宋朝國力衰弱，在面對強敵的時候基本喪失了抵抗能力。
這個說法的確具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宋朝的國情和史實。但宋朝官吏制度並非一無是處而應該被全盤否定，從某些程度它推動了封建制度體系的發展，促進了封建社會本身走向成熟。
我們再將目光投向宋朝制度本身，縱觀宋朝一代，其文化和制度的發展是值得肯定的。
宋朝承繼唐朝的政治清明並將其進一步發展完善，進一步成就了宋朝政治環境的開明。它不具有唐朝後期的權力交替頻繁，也不具有明朝官場的詭譎莫測，而是正常權力交替並推廣發展制度文化，這是十分難得的。
造就這個結果的有很多因素，但我們卻不難看到諫議制度的影子，可以說：
正是因為發展趨於完善成熟的諫議制度，進一步影響了官僚體系的發展，從而導致政治環境的改變。而政治環境正是影響國家乃至社會大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政治環境的開明會使制度的推行受到的影響更小。
也就是說國家統治者制定制度以及推行制度能夠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的現實問題，能夠從實際上影響到國家本身，從而進一步推動太平盛世的產生。
制度文化的悲哀-“民主”OR“拖延症”
文化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王朝的軟實力，是一個國家靈魂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巔峰之一的宋朝就擁有著極強的文化軟實力，並且在文化發展以及文化影響力上有著巨大的優勢。
制度體系的完善與政治環境本身會催生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制度文化，而制度文化會反作用於制度體系和政治環境本身。
宋朝政治環境開明、制度體系完備，而諫議制度的完善更是體現了其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載：“大學祭酒，當推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朔日，天子臨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體現了以諫議制度為核心的一種新的制度文化推廣盛行的過程。而在這個制度文化中，透過各自發表看法並予以商討以得出結果，具有隨大眾而減少其謬誤的性質，從某些程度上有著民族的影子，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是反觀諫議制度所產生的制度文化本身，它的影響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卻僅於此而不具有可參考性。
因為諫議制度本身產生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推進君主專政鞏固統治的。真正直言不諱指出君王錯誤的並不多，反之它催生了黨爭，使正確的制度無法順利地推行，對於國家的行政效率是有巨大的影響的。
試想，兩個黨派勢同水火，那麼勢必體現對方影響力和政治能力的事就會成為一方的絆腳石，那麼這
就會導致事物本身遭到攻擊而被懷疑是否值得進一步推行，後果就是制度推行乏力，行政效率堪憂。
總結
事物本身產生的原因是其所具有的價值和影響，而
諫議制度在其誕生的那一刻就被貼上了皇權的標籤，而這樣的標籤時期被賦予的使命帶有扭曲的性質，
從而被爭鬥利用，成為影響國家政治的蛀蟲，宋朝冗官冗費，統治者卻很缺少斷絕的能力，所以宋朝最終逐漸衰亡，淡化於歷史的塵埃。
參考文獻：
《宋史》
《唐詩》
《漢書》
《明夷待訪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