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在他們兩個人中間，柏拉圖對於後代所起的影響尤其來得大。羅素這句論述中，只說對了一半，柏拉圖對西方哲學的影響的確很大，在他之後，整個中世紀基督教哲學，主要是基於他的思想延展的。但羅素也說錯了一半，因為他完全沒有提到東方哲學，只是用哲學二字一語概括。這篇文章，筆者嘗試用王守仁心學思想，解決柏拉圖哲學體系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未解決難題。
柏拉圖哲學思想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理念。柏拉圖的理念思想中，又有一個很重要的組成：善。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是指：宇宙中一切可觀察的、可經驗的事物，例如花、草、人、動物，都不是世界的本質，世界的本質是這些具體事物的一般化。例如，當人們看到一隻貓和一隻狗時，會很自然地能夠區分它們，然而貓和狗雖有不同，但也有共性：兩者都是動物。同樣，動物和植物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兩者都屬於生物。生物和岩石這種非生物，也有共性：都屬於有機物，如此可以進一步抽象下去。這其中，透過思維，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的更一般的概念，就屬於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不過，上面這些理念並不是最徹底的理念，柏拉圖認為宇宙有一套終極理念。
柏拉圖的理念思想中，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善。柏拉圖認為，宇宙中存在絕對的善，這種善，就是透過對具體事物的抽象，例如，對於美德的思考，總結出來的一套思想體系。柏拉圖認為，善是自有永有的，但是需要人們去發現，去積累。透過長久的積累，最終這種善將達到一種近乎完善的狀態，這時，衛國者（柏拉圖烏托邦思想中最理想的統治者）就能實現完美的立法和統治了。柏拉圖認為，最理想的衛國者，一定要既是一位君主，也是一位哲學家，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善。他在《國家篇》裡寫道：
除非哲學家就是王，或者這個世界上的王和君主都具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使政治的偉大和智慧合二為一，並把那些只追求兩者之一而不顧另一的平庸的人們驅逐到一旁去；否則城邦就絕不會免於災難而得到安寧。
接著，柏拉圖在他的哲學中，遇到了一個他之前的哲學家，以及他之後的哲學家全部都遇見過、而且至今沒有被完美解決的問題：善，到底有一套客觀標準，還是，善只是強者的利益和意志？這個問題，史料中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提出者是蘇格拉底，只是在蘇格拉底那裡，柏拉圖的善被稱作正義。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生動地描述了蘇格拉底與友人辯論何為正義一事。蘇格拉底相信，正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真理；反對者則認為，正義只是強者的利益和意志，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如果雅典被外邦人用武力征服，難道外邦人會按照客觀的正義標準來對待雅典人嗎？相反，他們會用勝利者想要使用的方式來對待雅典人。
與自己的老師一樣，柏拉圖也陷入了這個問題。柏拉圖不相信強權即正義，但當他與特拉西馬庫斯辯論這個問題時，特拉西馬庫斯只用了一句話就駁倒了柏拉圖，他說：
唯一的問題只是，一個人是否喜歡柏拉圖對於善的定義。如果這個人喜歡，他就會認為柏拉圖是對的，而我是錯的；反之，他就會認為我是對的，柏拉圖是錯的。如果有許多人認可柏拉圖，許多人認可我，那就不可能由理性，而只好由真實的或隱蔽的暴力來加以決定了。
實際上，對於這個長達兩千多年的爭論，羅素給出了自己的看法——當然，他自己也說，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他不宣稱能夠解決它。羅素認為，柏拉圖的善，在理論上來說是更可取的，但這種觀點是遠離現實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羅素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換了角度複述這個問題：即使柏拉圖所言為真，但在現實世界裡，人們的受教育程度、認知水平、覺悟水平等等方面，還不足以達到柏拉圖需要的那種高度的自覺，因此，實際上柏拉圖對於善的思想，是沒有現實價值的。從這裡，我們還能看出，羅素似乎是更願意相信柏拉圖所言為真的。
然而，困擾了西方哲學家兩千多年，今天還在相當大程度上困擾他們的問題，在中國明朝時期，儒家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展開討論前，先介紹一下王守仁。王守仁出生在明朝一個比較富裕的書香家庭，父親是狀元，他自己則在很小時就表現出了過人天賦，並立志要成為聖賢。三十歲前，王守仁曾深入鑽研過佛教和道教，也曾堅定地相信過兩個學說的理論，但在他三十歲左右時，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大太監劉瑾，被貶到貴州龍場，在貴州，王守仁受盡了人間疾苦，劉瑾又多次派人刺殺他，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極端局面下，王守仁轉向了儒家思想，從此便堅定信仰儒家思想了。
王守仁不但繼承了儒家思想，還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被稱作心學思想體系。按照現在機械的哲學劃分方案，心學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不過這裡先不探討心學思想的本體論方面，只就王守仁心學思想中與柏拉圖的“善”相關的一點進行討論。王守仁思想體系成熟後，最終落在了致良知三個字上。要明白致良知，就要明白何為良知。王守仁說：
良知本是人人自有的，遇見一事，是便是，非便非，良知本是明明白白。——《傳習錄·答周道通書》
良知的意思其實非常簡單，一句話：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比如王守仁曾經說，如果一個人看見小孩跌倒，他自然會想去幫助小孩。這個念頭，就是他的良知。在那一刻，這個人不為結識這個孩子的父母，不為酬勞，不為名聲，只是單純想要扶起這個孩子，這個念頭，就是良知。當然，王守仁也承認，許多人或許連這種念頭都沒有，但王守仁認為，那是因為這些人失去了“心之本體”。人生來就“本心具足”，即，每個人生來良知都是完備的，只是因為基因不同，後天環境不同，被個人私慾遮蔽後，良知才被遮擋住了。
實際上，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已經完美解答了柏拉圖關於“善”的兩難抉擇：人心生而為善，所以，善不是強者的利益，而是良知。這裡以希特勒為例。任何有良知的人，應該都不會否認希特勒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以及，最頑固不化的人了，然而，即便如希特勒那樣的惡魔，也不是生來就是那個樣子。首先，希特勒當年也曾夢想成為一位畫家，只是現實逼迫他無法實現理想。其次，希特勒的父親原本就非常暴虐，正是希特勒的成長環境將他塑造成一個畸形的人。再次，希特勒當時能夠成為德國領袖，整個德國、甚至整個歐洲，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想想《凡爾賽條約》，就能明白了。
因此，柏拉圖所說的善，實際就是王守仁所說的，透過不斷致良知，達到一定程度後的那種狀態，絕不是什麼強者意志。歷史上的強者很多，也有無數的征服戰爭，其中也不乏一些國家，例如英國之於印度，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然而，最終這些強者的力量依然無法撼動人們內心中最簡單、最淳樸的良知。無論拿破崙靠著武力，能夠鎮壓西班牙王國多少年，無論希特勒能夠霸佔波蘭多少年，也無論英國能夠殖民印度多少年，西班牙人民、波蘭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最淳樸的良知，最後總會勝利，最後也確實勝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