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上，張居正和王安石經常被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主持了變法，對各自的王朝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力。而他們最大的區別的是，張居正成功了，王安石失敗了。
張居正和王安石面臨著一樣的問題，財政收入不夠花，再不改革朝廷就要破產了。兩人的目標自然也是一致的，給朝廷開闢新的財源，使王朝可以順利延續下去。
張居正的辦法是盯住土地，在全國範圍清丈土地，把官僚豪強們隱匿的土地清出來。即使加上一條鞭法，也遠不及王安石變法那樣複雜，因此後世也稱其為張居正改革。
王安石也搞過方田均稅法，但最主要的變法內容還是讓國家深度介入經濟執行，以官府的雄厚財力來賺錢。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朝雖然早於明朝，卻似乎更接近現代一些。
張居正的成功密訣，主要有三個：一是權威；二是吏治；三是化繁為簡。這些恰恰都是王安石所不具備的，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權威，張居正從萬曆元年即1573年開始變法，萬曆皇帝才十歲，由李太后攝政。而李太后非常信任張居正，把國政大權完全交給張居正處理，張居正是事實上的皇帝。
王安石從來沒有過這樣高的權威，充其量只是個主持變法的副宰相，掣肘他的人一堆又一堆。支援他的宋神宗也不夠堅定，為了平息物議，多次罷免他的職務。一位是老闆，一位是打工人，結局不一樣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吏治，張居正不光是一人之下（還是半真半假）、萬人之上，還在改革之初就頒佈考成法，給官員們套上了緊箍咒，不聽話的人至少不能升遷，搞不好還會丟官罷職，這才使清丈土地等政策能順利執行下去。
王安石從來沒有掌握過吏治，他的變法再好，地方上的官吏不肯好好執行也沒用，反而變成害民的惡法。王安石無法解決官吏們的陽奉陰違，只好提拔呂惠聊等有才無德的新黨，更加惹得舊黨反感，更不願意配合變法，形成惡性迴圈。
化繁為簡，張居正用一條鞭法代替以往的苛捐雜稅，使徵稅更簡單，使官吏們無法上下其手，既增加財政收入，又減輕百姓負擔，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成功便是很自然的。
王安石變法涉及面太廣，青苗、免疫、方田、市易、均輸、水利、保甲、保馬，等等等等，幾乎囊括了社會執行的方方面面，他是想一個人辦完天下之事啊。變法內容越複雜，到基層越容易被扭曲，甚至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從兩人的變法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位理想主義者，希望憑一己之力改變大宋王朝，實現富國強兵，但他沒有張居正那樣的權威和手腕，最終只能失敗。
張居正是位現實主義者，富有權謀和心機，變法過程步步為營，每走一步都打著恢復舊法的旗幟，口口聲聲“法絕不可輕變”，從而避開了明朝不敢違拗祖宗之法的偏執心理。
張居正上臺前，太倉只剩下幾萬兩銀子，等他去世時，太倉存銀四百萬兩，糧食一千多萬石，可供數年之用。王安石下臺後，不僅變法被廢止，還形成了新黨和舊黨之爭，大宋王朝開始顯露出亡國之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