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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在《五蠹》中說：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不管皇帝喜不喜歡，老百姓都希望世間俠客越多越好，中國的俠文化源遠流長，被載入史冊的大俠也是數不勝數，就連《史記》中也專門有一篇《遊俠列傳》。
咱們今天的話題，就是《水滸傳》中的俠文化：仗義疏財扶危濟困者皆可稱俠，會不會武功並不重要，大俠的標誌物，也並不是腰間寶劍和手中鋼刀。如果我們細看《水滸傳》，就會發現除了梁山一百單八將，水滸傳中還有兩人可以稱俠，其中一人甚至可能並不會武功。
一、俠文化的濫觴與傳承
按照俠的行事特點，一般分為遊俠、豪俠、節俠、氣俠、輕俠，而按照他們的身份地位，又可以分為俠客和俠士——客和士是古代兩種不同的身份：王、侯、卿、大夫、士，士是最低一級的貴族，同時也可能是最高一級的平民，為士農工商之首；客則不必解釋，孟嘗君門下有三千食客，這食客就是典型的客，跟主人有依附關係但卻沒有從屬關係。
客中之俠稱為俠客，士中之俠稱為俠士，最後無論什麼身份和行為特徵，都可以被稱為俠客與俠士，其中名氣比較大的被稱為大俠，官方的稱號為“豪猾大俠”，並不完全是褒義詞。
俠文化之濫觴，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受墨家思想影響，很多人（不管是不是墨家弟子）都以“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急”為處事原則，他們認為：“
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身也，顧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這就是俠的核心思想：
捨己為人、救人之困、成人之美、捨生取義。
俠文化濫觴於《墨子》，在諸子百家門徒中也有較深影響，就連儒家最後也接受了俠文化並在傳承過程中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中剖析了俠文化及俠思想的歷史原因及社會影響：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
在司馬遷筆下，除了豪猾大俠，還有布衣之俠、閭巷之俠、匹夫之俠，這些俠客俠士之外的平民之俠，
“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
從漢朝開始，俠之稱號就不再是士與客這兩個階層的專屬，平民百姓只要有扶危濟困之心、捨生取義之舉，均可被稱為俠。梁山好漢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屬於俠客俠士之外的平民之俠，比如魯智深，比如史進。
為了便於讀者諸君直觀瞭解俠與盜的區別，咱們今天就以《水滸傳》為例，來看看梁山一百單八將與梁山好漢之外的人物，哪些可以稱為俠，哪些只能算是盜。
二、梁山一百單八將，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可稱俠
都說梁山好漢“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但是在水滸原著中，梁山一百單八將中肯捨己為人扶危濟困的不超過十個人，也就是說：梁山一百單八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可稱之為俠。
像關勝呼延灼董平那樣的降將，固然沒有資格稱為俠，就連托塔天王晁蓋和智多星吳用以及阮氏三雄，也都不可以稱之為俠：他們智取生辰綱，並沒有將一枚銅錢用來扶危濟困，除了私分了一部分，都用來打賞梁山小頭領和小嘍囉了。
晁蓋等人是取不義之財，作不義之用，跟劫富濟貧有本質的區別。阮氏三雄的人生理想，也不是要等貴賤均貧富，而是隻想讓自己過上好日子，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可以不顧一切：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若能夠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開眉展眼。”
同樣道理，私放晁蓋宋江雷橫的美髯公朱仝，也算不得俠義之士，因為他做了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朱仝身為鄆城縣捕盜都頭，他放走的都是有罪之人，而且他還賄賂上官，讓痛失愛女的閻婆有冤無處申。
朱仝沒有殺掉李逵為故主之子報仇，違背了俠義原則：士為知己者死，滄州知府對朱仝有知遇之恩，小衙內從朱仝手裡丟掉，於情於理，朱仝都應該與李逵不死不休，這一點他跟三刺趙襄子的豫讓相比，有天壤之別。
晁蓋朱仝阮氏三雄尚且不能稱之為俠，及時雨宋江、黑旋風李逵、矮腳虎王英等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是官倉之鼠、山林之盜，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為謀求一己私利，跟行俠仗義無關。
梁山一百單八將中，只有花和尚魯智深、九紋龍史進、行者武松、鐵面孔目裴宣有過行俠仗義之舉，在這四人之外尋找俠義之士，還真比較困難，說梁山有十位大俠，可能都是說多了。
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說姻緣痛打小霸王周通、火燒瓦罐寺怒殺生鐵佛崔道成、野豬林解救命懸一線的豹子頭林沖，無一不是扶危濟困行俠仗義——做了那些事，對魯智深本人並沒有什麼好處，而這也正是俠之表現。
之所以把九紋龍史進排在行者武松前面，是因為武松做的很多事，都算不上俠義之舉：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從起因到結果，都是以暴制暴，尤其是快活林一戰，武松還有為虎作倀之嫌。
武松真正的俠義之舉，分別出現在陽穀縣和蜈蚣嶺：武松打虎之後，把一千貫賞錢一文不剩地分給了素不相識的獵戶，鬥殺飛天蜈蚣王道人之後，將一二百兩金銀全部送給了被擄來的無辜女子。
正在逃難中的武松可能比那落難女子更需要這包金銀，但是武松頭也不抬地揮揮手，就送了出去，這就是仗義疏財俠肝義膽。
史進之所以比武松更像一位俠，是因為史進做到了捨生取義：為了替無辜的畫匠王義伸張正義，史進隻身行刺賀太守，完全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這才是真正的大俠風範。
三、梁山一百單八將之外的義士，也可以被稱為俠
梁山一百單八將中很少有人能有資格被稱為俠，而梁山好漢之外，堪稱俠義之士的卻不少，咱們今天僅舉兩人為例。
高居廟堂者為官，嘯聚山林者為盜，不進廟堂不入山林的俠，活得比官和盜都瀟灑，比如浪子燕青的朋友許貫忠，就算得上一位俠隱：此人曾中過武舉人，說明他武功不俗，但是他既不肯入朝為官，也不肯入山為盜，而是找了一個清幽之地隱居了起來。
許貫忠之所以要做俠隱，是因為他看穿了官場與江湖一樣險惡：
“奸邪當道，妒賢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帶；忠良正直的，盡被牢籠陷害。”
許貫忠之所以現身與燕青相見，其實是想報一方平安。因為跟燕青是故交，許貫忠隱居之所的二十餘家百姓才免遭梁山軍騷擾，而面對燕青送上的二十兩白銀，許貫忠堅辭不受——他走出隱居之地，根本就不是為自身安全和私利。
為保一方平安，俠隱許貫忠挺身而出，如果梁山軍真敢對小山村燒殺搶掠（這種事他們沒少幹），許貫忠肯定會不惜拼死一戰的。而咱們今天要說的另外一位俠義之人，可能連武功都不會，但他的俠義之舉，至少能令一百個梁山好漢汗顏，這個人就是九紋龍史進的父親史太公。
被高俅通緝的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侍奉著老母親來到史家莊，受到了熱情接待——讀者諸君請注意，這時候的史太公並不知道王進身懷絕技，也沒想過史進會從中受益。
面對風塵僕僕的王進，史太公毫無象棋之意，說出的話也十分溫暖：
“如今世上人，哪個頂著房屋走哩。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
說是“無甚招待”，但是擺出來的飯菜卻十分豐盛：
“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子上，先盪酒來篩下……”
行者武松在柴進莊上感染瘧疾，柴進任由他自生自滅，以至於大冷的天兒，武松只能用鐵鍬裝點炭火在房簷下取暖，那鐵鍬還被宋江一腳踩翻，差點燎光武松的眉毛，嚇得武松出了一身大汗。
王進的母親病倒在史太公家裡，史太公則採取了跟柴進截然不同的作法：
“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裡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
史太公收留王進母子，不收分文還出錢求醫購藥，完全沒想過要王進報答，他想的只是扶危濟困，他的舉動，完全符合俠的標準。
結語：大俠的標誌物，並不是腰間寶劍和手中鋼刀
不會武功，從不舞刀弄劍的史太公也能躋身俠者之列，是因為大俠的標誌物，從來就不是腰間寶劍和手中鋼刀。
濫觴於道家思想的俠，在融合了儒家思想之後，俠的標準演化為十二個字：
“懲惡揚善、扶弱濟貧、急難死義。”
與《水滸傳》中人物對照，我們就會發現：花和尚魯智深是懲惡揚善之俠，史太公是扶貧濟弱之俠，九紋龍史進是急難死義之俠，而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在《水滸傳》中並沒有出現，在真實的歷史中，也是鳳毛麟角——射鵰大俠郭靖的歷史原型，是唐代名將郭子儀的後代郭寶玉，郭寶玉不但橫掃花拉子模攻破撒馬爾罕城，他的兒子郭德海還參與了滅宋之戰並“屢建奇功”，最後因功被封為萬戶。如果說他是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我們還真很難說他為的是哪一國。
正史中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找不到，我們還是回到《水滸傳》中來：梁山好漢之所以絕大多數都不可以稱之為俠，是因為他們的特點也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
“嗜酒、遠色、輕財、使氣。”
梁山好漢所缺乏的，或者說大多數梁山好漢所缺乏的，是仗義，而離開了仗義二字，武功再高，也只能稱之為高手而不能稱之為大俠。這就是俠之真諦：即使腰間無劍手中無刀甚至不會武功，只要胸中有凜然正氣，也能成為萬人敬仰的大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