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對於宋朝的讚譽並非唯一。“今讀
（宋朝人的）
《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明代文學家郎瑛對宋朝的嚮往可見一斑。民國學者陳寅恪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曾經對漢唐繁華的熱血和欽慕，緣何會轉為對東京夢華的神往和欣賞？對於許多當代青年來說，宋朝又因何成為他們心目中穿越首選的時代？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在新作《法度與人心：帝制時代人與制度的互動》中，從“理解之同情”的角度解讀帝制時期的制度與政治文化，以一個全新的視角揭開了一個不同於尋常認知的宋朝。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節選自《法度與人心：帝制時代人與制度的互動》，小標題為摘編者所擬。
《法度與人心：帝制時代人與制度的互動》，趙冬梅著，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版。
近年來，有不少人對宋朝的態度發生了一些重大轉變。比如，北宋首都東京汴梁開始成為熱門的穿越目的地。在二十年前，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20世紀以來，中國人所熱愛的朝代是漢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漢武帝前期的漢和安史之亂之前的唐，因為那是華夏民族最具擴張力的時候。“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這樣的句子，激盪著強烈的民族情緒，讀來令人血脈僨張。
在漢唐的穿越想象中，穿越者給自己所設定的角色其實多半是皇帝，至少也是將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中的那“一將”。漢唐的穿越想象中，看不見“萬骨”，更看不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蝕骨悲情。
穿越的熱門目的地從漢唐轉向宋，表明中國人看歷史的心態開始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的不平之氣，趨向平和，開始關心個體的命運，欣賞優雅、沉靜、細密的和平之美。
《清平樂》劇照。古裝劇《清平樂》等對北宋風貌的詳盡還原，成為當下人們對宋朝向往的具象化表達。
1
當代青年的穿越夢想
與陳寅恪的宋朝觀遙相呼應
願意選擇宋朝作為穿越目的地的朋友，不再執著於“萬國來朝”的天朝想象，而是接納“天有二子”的事實，以平和的心態看待宋遼、宋夏之間和平共處、友好往來的事實。宋朝穿越者的自我角色設定多半是讀書人，可以是寇準、范仲淹、韓琦、包拯，可以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可以是“二程”，可以是“三蘇”，可以是蘇黃米蔡，也可以是柳永、晏幾道。
宋朝的疆域不能與漢唐媲美，但是宋朝士大夫的天地與心胸並不因此而坍縮。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立朝仗義，可執國柄、卻強敵，“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當仁不讓君與師。他們治民有道亦有術，修渠鑿井以便民，以工代賑以救荒，興建學校，推廣教育，以利民為政績。公務之暇，退閒之後，貶謫之中，他們詩詞唱和，書畫怡情，以茶以酒，或闡釋經義，或著作史傳。
東京夢華，令人神往。
當代青年的穿越夢想與民國學者陳寅恪的宋朝觀遙相呼應。陳先生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而陳寅恪先生的宋朝觀則可以上溯至元代學者歐陽玄對宋朝的讚美：“三代而降，考論宣告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
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
關於歐陽玄的話，余英時先生有精到的解讀，他說：“宋代在政治史上雖不能和漢唐爭輝，但在文化史上則有超越漢唐的成就。”餘先生所說的“政治史”，指的是傳統政治史中最看重的“國力強盛、疆域開拓之類”，而他所說的“文化史”正與本書所標舉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若論個人的讀史感受，我以為，11世紀中期，北宋東京曾經出現了帝制時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績，如《宋史·仁宗本紀》所言：“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官僚隊伍的效率並不怎麼高，但是沒有殘忍刻薄的官員；刑法的執行似乎很鬆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沒有弊端，但是不足以敗壞大局；朝臣之中不是沒有小人，但是不足以壓過良好的風氣。這是一種並不純淨整齊的中庸的美好，它容納了人性的複雜，因而是真實的，按道理講，應該也是可以長久的。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一點，不僅是我的讀史感受，也是宋朝人的感受。華夏第一政治通史《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把截至宋朝的華夏曆史分為“王政”和“霸政”兩個時代，他觀察到，自從平王東遷進入“霸政時代”以來，“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而這五百餘年中間，又有著數不清的小動亂，並不太平；唯獨本朝，自從979年太宗平定北漢，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基本上做到了“內外無事”。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
通過歷史比較，司馬光得出如下結論：“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差不多同時，大儒程頤表達了同樣的“本朝自豪感”，他說：“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在北宋中期，人們普遍相信，“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超越古今，在帝制時期的“朝代競賽”中獨佔鰲頭，“三代而後”屬第一。但是，北宋人對本朝政治的批評，卻可能是華夏政治史上最為密集、激烈和尖銳的。
2
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狀態：
皇帝“變色不言”，卻也只得聽納
淳化五年
（994年）
上元節，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在端拱樓舉行盛大的上元招待會，發表了題為“理亂在人”的重要講話。講話首先追憶了五代戰亂給社會造成的創傷，特別是四十四年前後周太祖郭威篡漢縱兵擄掠開封那悲慘的一幕，“夫否極則泰來，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追昔”當然是為了“撫今”，太宗最後總結說：“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
天下的治理和混亂都取決於人的努力。宋太宗的話，雖然有自我吹噓的嫌疑，終究還是有感而發、情真意摯的。皇帝講完，按理就該輪到群臣山呼萬歲，高喊“陛下聖明”了。然而，宰相呂蒙正卻是這樣迴應的，他“避席曰”——從充滿了喜慶氣氛的豐盛筵席間走出來，嚴肅地說：“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京城集中了全國的精華，才會有眼前的繁盛。城門之外，不出數里，就有凍餓而死的人。願陛下把目光伸向遠方，看到廣袤土地上的芸芸眾生，這才是天下蒼生的幸運。上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節日，在這樣普天同慶的喜慶場合，宰相卻拒絕配合演出、粉飾太平，皇帝雖然一時尷尬，“變色不言”，卻也只得聽納。這就是宋朝政治。
1040年初，由於宋夏在陝西開戰，百姓負擔加劇，南方的一些州軍出現了小股盜賊，規模其實並不大，但是，盜賊白晝入城公然劫掠，造成了巨大恐慌。慶曆三年
（1043年）
，朝堂之上，有人指責朝廷墨守成規，“只守弊法，不肯更張”，為照顧官僚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惟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委賊殘害”。
義憤所激，此人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若以朝廷自來處置次第，早合賊滿天下……若朝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盜賊愈多。竊據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偽。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還得安穩否？”
這樣激烈的批評之詞，出於何人之口？樞密副使富弼。他的聽眾是誰？仁宗皇帝。接下來的慶曆新政，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對地方長官進行甄別裁汰。有問題就要面對，唯有直面才能解決。這是宋朝政治。
嘉祐六年
（1061年）
，又有人這樣尖銳地批評皇帝與朝政。他首先批評皇帝缺乏未雨綢繆的遠見：“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接著，他又嚴厲地批評了皇帝的施政與個人作風對國家財政、政治風氣和社會民生所造成的危害——“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陛下賦斂繁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
他質問皇帝：“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那麼，陛下的錢用到哪裡去了呢？官吏俸祿、軍費開支、外交開支這三樣，是不當省也省不下的，“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凡今百姓所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徵，古之所無者，莫不併行。疲民諮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
宮中寵姬上千人，國家財政困難，老百姓日子愁苦，宮中賞賜卻從無節制，財政主管不敢爭辯，宰相等臣子不敢勸阻，底下人奉宮裡的條子辦事，比處理軍機要務還要麻利。“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這簡直是在詛咒皇帝了，是誰發出了這樣尖銳刺骨的批評？年輕官員蘇轍，批評的物件包括仁宗皇帝、宰相府和三司
（財政部）
。
蘇轍的文章其實是考試答卷，命題作文，言辭慷慨，但是嚴重跑題，說得也不全對——他太年輕，無法理解皇帝人生的無奈。然而，被他批評的人，包括皇帝、宰相、三司使都承認，這個年輕人指出的問題的確是存在的。經過一番討論之後，蘇轍還是被錄取了，因為這一場考試要尋找的，正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人，宋仁宗說：“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這就是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狀態。
在那個時代，沒有人認為批評會損害本朝的偉大。司馬光以歷史學者的嚴謹，論證了本朝是“三代以來僅有”的治平之世。但同時，他也是一個最稱職的批評者。司馬光做了四年零三個月的諫官，共上諫書一百七十多道，平均每個月三至四道，差不多是最勤奮的諫官。被他批評過的人，首先是“今上”，然後是後宮的寵妃、傲嬌的公主、弄權的宦官、膨脹的外戚，再然後是以宰相為首的文武百官。
在司馬光的眼裡，朝廷的長治久安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只要危害了朝廷的治安，都必須予以糾正。批評錯誤與讚美成就，是司馬光忠誠於宋朝的方式，這是“大忠”之愛，他忠於江山社稷而非皇帝個人。
3
“四聖百年”：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問題重重的時代
南宋趙汝愚編有《國朝諸臣奏議》，專收批評文字，幾乎所有宋朝官員的現存文集之中都有對朝政的批評文章。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中，存在著專司批評的官員——臺諫官。而臺諫官絕非唯一的意見群體。
透過不同的制度渠道，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各級各類官員人等的意見都有可能“上達天聽”。“防範壅蔽”，保持皇帝和朝廷的資訊通達，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目標。在宋朝的政治傳統當中，批評被認為是保持政治機體健康的法寶，他們相信“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
御史臺和諫官並非宋朝的創造，也非宋朝所獨有，然而縱觀中國歷史，監督與批評如此成功地發揮著帝國政治糾錯功能的，似乎唯有北宋東京。原因何在？
電視劇《蘇東坡》（2012）劇照。
帝制時期，大的政治結構都是君—臣—民。讓朝代與朝代拉開距離、時代與時代發生變奏的，第一是開國之君的見識、襟懷與格局——本朝傳統，從這裡開端。第二是守成之主的性格、心理與教育——皇權本質是至高無上的，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因此，守成之主是否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的性格如何，心理狀況怎樣，會深刻影響王朝的政治走向。第三是官僚集團的整體狀況，最重要的指標是是否出現分裂。選拔的方式決定了官僚的平均素質，傑出人物的標杆作用塑造官場風氣，而官場風氣會決定大多數平庸之輩的精神面貌。
皇帝的好惡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誰能脫穎而出，成為傑出人物。但是，官僚對於皇帝並非不能制約。先儒的教導賦予他們引導皇帝的精神特權，然而在現實之中，要想對皇帝進行教導，官僚集團必須在大面上保持團結，不能出現惡性分裂。一旦官僚集團出現惡性分裂，陷入小群體的利益之爭，官僚集團便會跌下道德制高點，失去教育引導皇帝的資格，淪為皇權順從而諂媚的奴僕。而皇權在得到奴僕的同時，卻失去了“同道共治”的助力，愈專制，愈危險。
以上述標準衡量，北宋政治得天獨厚。用程頤的話來說，本朝立國百年，之所以能夠取得“三代而後”的治績，必須歸功於開國皇帝的智慧，“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宋太祖趙匡胤開國時只有三十五歲，身體強健，心態平和豁達。他軍人出身，經歷過生死考驗，對生命和“人心”都有一種特別的珍惜。就像王安石在《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所說的，太祖愛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為事”。
繼任皇帝太宗，在宋朝歷史上具有“第二開國皇帝”的意味。他大開科舉之門，提拔新進士，開創了宋朝“以文官包打天下”的政治格局。再接下來，真宗保守太祖、太宗留下的基業，能夠聽得進不同意見，在關鍵時刻起用了自己有所忌憚的能臣寇準，以務實的澶淵之盟奠定了宋遼之間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後來大搞神聖崇拜運動，造成了巨大的財政消耗，功過相抵，不算敗家。
第四位皇帝仁宗性格溫和，敬畏天道人心，剋制私慾，堅持和平的對外原則，沒有濫用民力；在統治集團內部，他維護言路暢通，不偏聽偏信，保持了諫官、御史制度的有效。
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
從開國之君太祖到守成之主仁宗，就像程頤所說的，“四聖百年”，皇帝的人選基本靠譜。所以，才有了司馬光所說的“三代以來數第一”的成就。當然，這個時代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如《宋史·仁宗本紀》所說，官僚隊伍的效率並不怎麼高，但是沒有殘忍刻薄的官員；刑法的執行似乎很鬆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沒有弊端，但是不足以敗壞大局；大臣之中不是沒有小人，但是不足以改變良好的風氣。
這四個句子，句式特點相同，都用“而”
（但是）
將兩個小句子聯絡起來。“但是”之前是委婉的負面意思，“但是”之後是直接的正面。把負面意思聯起來，就是百年統治之後宋朝的主要
（並非全部）
問題了：官僚隊伍效率不高，刑法鬆弛，朝政存在種種弊端，大臣良莠不齊，君子小人雜用。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問題重重的時代，兩者並不矛盾。未來是更好還是更壞，取決於人們的選擇。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法度與人心：帝制時代人與制度的互動》一書。原作者：趙冬梅；摘編：安也；編輯：石延平；導語校對：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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