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陽古運河(下):蔡河與惠民河漕運

時代變遷，王朝更迭。如今千年淮陽古運河雖然清波無尋，但是遺址猶在，因蔡河的脈動而生長勃興的中原水城——淮陽，卻在宏闊的歷史程序中幾經興衰，給我們展示漕運時代淡退與江海開放時代崛起的悠遠軌跡。

蔡河歷史和北宋的國祚息息相關，最濃墨重彩的部分，還是北宋最繁華鼎盛的時代。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礎上，先後開鑿、疏浚汴河、惠民河、廣濟渠，連同黃河，並稱“漕運四渠”，形成了以東京為中心向四圍輻射的人工水運交通網。宋太宗太平天國元年（976年），時任陳蔡都巡檢使的符昭願（淮陽人），率兵卒丁夫西起潁水自合流鎮東，開河抵長平鎮，把潁水與蔡水溝通。真宗、仁宗時期，對這一工程進行了重修。

說到符昭願，有一段題外話。這位“繼承三王聖賢，效仿三後友悌，富貴卻不驕傲，謙恭又有禮儀”歷經四朝元老的符昭願，確實是歷史長河中難得一見的牛人一枚。史載，他在知幷州期間，治理太原地區戰亂帶來的創傷，安撫百姓，發展生產，充實糧倉，在晉陽城舊址北25公里的唐明鎮首建太原城。據他的墓誌銘記載，他“幼時身居高位，晚年節度封號”，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善始善終的功勳元老。

據《宋史·河渠志》記載，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即是引合流鎮南的沙河入潁河，再沿已開的合流鎮至長平鎮的渠道入蔡河。天聖二年（1024年）二月，“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創開減水河通漕”。繼續利用潁河通蔡河，對原有渠道工程進行重修。這是自戰國鴻溝開鑿以來，沙潁河流域最大的一次人工改造工程，並且使用的時間較長，1071年七月，蘇軾離開汴京前往陳州，舟行途中還作詩“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可見當時濟蔡的為潁水。

清明上河圖反映的宋代航運盛景

放眼蔡河兩岸，土地肥沃，宜谷宜麥，輔以水運舟車通達，豫東平原日漸繁榮，進而成為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宋時的運河被視為立國之本和京城命脈。為更大程度地滿足漕運水位需要，在惠民河上開始設定斗門，調節水量和控制舟楫往來。《宋史·河渠志》：“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為水之節，啟閉以時”，用簡易的蓄水木結構的節制閘控制河水，算得上當時解決河枯水淺航行困難的良策，被普遍使用。《汴京遺蹟》（卷七）說，“惠濟閘在陳州門外，……俱為蔡河而設。”1071年蘇軾赴陳所作“船留村市鬧，閘發寒波漲”就是對當時簡易船閘的真實寫照。

農耕文明時代，一座城市的崛起與興盛需要諸多要素，而其中天時、地利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充沛的水源，暢通的航道，大量糧食和錢帛鹽茶、薪炭等物資由惠民河直運京師開封，惠民河漕運也迎來發展的春天。《宋史·史貨志》載，開寶五年（972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太平天國六年（981年），惠民河漕運數額增為“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景德四年（1007年），漕運“上供年額”定“惠民河六十萬石”。治平二年（1065年），惠民河“漕運至京師”的數額為“二十六萬七千石”。這條漕道為輸納京西及淮南二路物資，鞏固中央集權，活躍京畿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宋代惠民河示意圖

漕運、鹽業，這些依託於古運河交通要津的產業集聚，有力地帶動了陳州、朱仙鎮等沿河中小城市的繁榮發展。但是，在惠民河漕運繁榮的背後，陳州一帶卻為之承受著洪水頻發的災難。由於擴大了惠民河的水源，眾多的河流匯入了潁河，每當夏秋之間汛期到來時，潁河洪水暴漲，使地勢低窪的陳州一帶溢流成災。這也促成了陳州城內抬城基，中間取土，外築高堰的局面，在北宋初具雛形，金代晚期形成淮陽萬畝龍湖的原因。

北宋末年，中原航運網逐漸衰落，靖康元年（1125年）金兵入侵，中原漕運不通。北宋亡於金後，南宋偏安一隅，中原一帶戰事不斷，惠民河等中原漕運通道昔日水運盛況不再，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東京留守杜充為抵禦又一次南下逼近的金軍，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掘開黃河大堤，結果未能阻擋住金人，卻開啟了人為借力黃河決口的惡例。此後的65年間，黃河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

命運多舛，世事無常。頻發的戰爭與黃河決堤的洪水，再次阻礙了開封、陳州等城市的繁榮發展。古老的河流在胡馬悲鳴、鐵血殘陽中嗚咽……。繁榮的大梁（開封）又一次在無盡的悲愴中衰落了。

黃河改道後，入淮通道遷移不定，或泗水、或渦水、或穎水，到元代蔡河已淤為懸河，明以後屢為黃河決流所奪。直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萬曆二十年（1592年），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四次主持治河工程，才徹底扭轉了黃河下游河道“忽東忽西，靡有定向”的混亂局面。但蔡河大部分河道已經淤塞，部分已無跡可尋，開封間故道盡歸填淤，僅殘存淮陽以下入潁一段。

《順治十七年陳州志》記載，淮陽段蔡河“明初猶置七閘，以通舟楫，其渠自州城西北，逕太昊陵前而東，至護城堤東北隅，折而南受七里河水，又南合於枯河，東南逕馮唐店西，又東南至魯臺集，南合黃河故道，又東南至故項城縣西注穎，即大北關之河也。以上引蔡水，故亦名蔡河。”《乾隆十二年陳州府志》又載，“乾隆九年浚。”這說明蔡河在淮陽城通往潁河的這一段，明初乃至乾隆年間透過船閘，依然發揮著航運的作用。

雖然淮陽段蔡河在明清（乾隆）時仍通舟楫，但往上已然斷流，無法和黃河再行有效連通。加之宋末以來，歷經宋、金、元長期戰亂，黃河河道變遷劇烈，洪水災害頻仍。華北一帶經濟蕭條，糧食物資貧乏，元京都百萬人口和京畿大量駐軍的生活供給，都須從南方運來，重整南北運河已勢在必行。為了儘快堵塞黃河決口，使會通河免遭破壞，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朝廷力排眾議，以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徵發河南、山東15萬民工與2萬士兵，開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

賈魯採取疏浚和堵塞並舉的方法，並首次採用沉船法，最終堵住了決口，黃河洪水對會通河的威脅得以解除。為了重新溝通東南漕運，在汴、蔡河流的基礎上，開通了賈魯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黃河在開封北面的儀塘灣決口，汴、蔡河流相繼淤塞。江淮漕路斷絕。加上開封以西的京、索、鄭諸水的不能宣洩，為害甚大，為了開通漕路並宣洩瀝澇，工程尚書、總治河防使賈魯主持疏通汴河、蔡河，挽黃河向東南流，從今蘭考縣東流出，經商丘北至徐州入泗，由泗入淮。

當戰爭的硝煙散去，漕運助推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動能再次凸顯出來。到了明代，一度衰落的開封重新崛起成為中原地區最繁華的城市，“勢若兩京”，“大梁（開封）為中原上腆，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車市舶，鱗次而至大梁門外，聯軸接捆，旅邸櫛比，居然一都會。”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黃河決滎澤孫家渡口（今鄭州西北）。弘治間，都御史劉大夏等人從孫家渡引黃河水東南流，沿宋代汴水的上游，下接蔡河故道，經鄭州北、中牟縣入開封，下接西蔡河故道，經朱仙鎮、入尉氏，由白潭入扶溝縣，接東蔡河故道，至周口市川匯區匯入潁水。這條明清時期繁盛，等於淮陽這一段原蔡運河的位置西遷了二、三十公里，替代了黃淮間漕運中樞之一淮陽的地位，帶來了現代周口的運河，並非完全由賈魯所開，但此之前，賈魯曾主持疏浚過汴、蔡等河段，後人紀念，全段被稱為賈魯河。

清乾隆、嘉慶之前（清代賈魯河的上游不接黃河，而是以京、索、須水為源），賈魯河深、廣（寬約30米，深約6米），舟楫如林，為南北漕運幹線，江淮物資除由海運轉輸華北外，一部分由長江入淮，溯賈魯河，至黃河流域的華北各地。

清朝更多的是延續了明朝閉關自守的模式。怡然地坐擁著運河漕運帶來的繁華與富足。而當一個國家狹隘地沉浸在所屬地域的視野中，固守於自給自足的經濟空間，必然會喪失輝煌的未來，所不同的只是時間長度而已。乾、嘉以後，因黃河決口氾濫，賈魯河淤塞嚴重，加上海運的發展，會通河的開通，南北交通逐漸不走賈魯河。清末鐵路開通，交通地理形勢大變，賈魯河終於廢棄。今天的賈魯河，是1938年黃河決園口後，經疏浚而成的新道。河道由扶溝縣呂潭鎮西改道至扶溝城東關，木帆船可駛至扶溝。清中晚期以後，伴隨朝廷腐敗、官吏貪腐，漕運由治而亂，衰像已現。至清末，國家內憂外患，黃河形勢日趨惡化，運河漕運基本中斷。

道光二十一年（1841），黃河再次決堤，水淹開封城達八個月之久。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黃河又決堤沖毀了開封復興的希望所在——朱仙鎮。致使賈魯河“河身淤成平陸，河身以上又淤高丈許，朱仙鎮民房衝去大半。”朱仙鎮被黃河沖毀後，周家口（今周口市）仍然透過穎河，勉強維繫著與江淮地區的聯絡，但隨著鴉片戰爭之後晚清時期航海時代的到來，即使是一度風光數百年的京杭大運河沿線，也逐漸沉寂了下來。1901年運河漕運停止。至此，清代通州學正尹澍筆下“天際沙明帆正懸，翩翩遙望影相連。漕艇賈舶如雲集，萬國鵜航滿潞川”的漕運盛景不復存在，淪為回憶。

建國初，省、地交通部門和當地政府組織民工治理河道，恢復通航。1958年，扶溝縣城北關修建一座17孔攔河閘，航運從此中斷。但周口因航運已成中州四大名鎮之一，且尚有沙穎河通航之利，現在依然為能通江達海的河南唯一的內陸港。

對於古運河乃至開封的隕落，在1923年，曾到河南開封等地的康有為就非常感慨。後來，他寫了一幅對聯：“東京夢華銷盡，徒嘆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中天台觀高寒，但見白日悠悠，黃河滾滾。”那個曾經承載著無數往事的鴻溝乃至古蔡河，早已輝煌不再。

歷史沒有如果，時光不能倒流。滄桑的故事和唏噓的懷舊，總是來自歲月流過的痕跡。明萬曆四年《修羲皇陵廟記》：“太昊陵在今陳州之西北三里……蔡水經其前東匯為池，即白龜獻瑞處。”櫓搖帆過、槳聲燈影，古廟巍峨、龍湖浩蕩……夢裡畫面，依稀可辨。兩千多年以來，蔡水在太昊陵前緩緩而過，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黃淮之間的紐帶，見證著黃河文明的興衰繁盛，多少像秦始皇、劉邦、項羽、汲黯、蘇軾、文同那樣的英雄豪傑、文人政客、才子佳人在這條已經湮沒於歷史塵埃中的運河上，留下了無數金戈鐵馬、悲歡離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