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卷本《哈佛中國史》由於著者的敘述習慣的不同，也呈現出不一樣的個人風格。這套史書的前三部為一人著述，總體看來，字正腔圓，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過激的言語。到了第四卷《宋的轉型》，給人突出的感覺，向來吝於讚美的史書作者在這一卷裡，可以說是對宋代賦予了相當多的溢美之詞，對宋代的各個層面都給予了出人意料的讚譽。
這本書的作者是德國專攻宋史的漢學家迪特·庫恩，作者溢於言表的對宋代的讚賞之語，使人略略感到與全書的體例稍有違拗。我想，這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宋代相對於正在中世紀的黑暗陰霾中苦苦掙扎、痛不聊生的西方世界來說，這裡無疑是一片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然而，在我們中國人的眼睛裡看來，宋代遠不是一個東方強國，它已經沒有了唐代的胸懷全世界的光彩耀目，也沒有帝國一統的金甌完整，終宋一代，都面臨著北部強大的外族的勢力壓制，使得自己的疆域日益向南萎縮，龜縮到江南一隅，終至滅亡在北方遊牧民族的鐵蹄之下。宋代的帝王也缺乏什麼光彩，幾乎沒有一部戲劇是熱衷於表現宋朝的帝王的，即使在金庸的小說裡，他願意把它的主角瞄準清代的皇帝，也沒有在表現宋代的武俠演義裡，去擷取宋代的一代帝王，即使在《射鵰英雄傳》里正面對準了金、元的兩國的君王，偏偏沒有宋代的帝王什麼事，可見，宋代王朝的帝王實在沒有什麼光彩，也沒有值得大加演繹的傳奇味——當然有一部“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們約略熟悉，但君王身份依然覺得模糊不清。
而這一切，在《哈佛中國史4：宋的轉型》中，卻絲毫沒有影響到作者對宋朝帝王不加掩飾的稱頌之詞，這個原因，我想同樣可以看到，宋朝軍事上的薄弱與萎縮，對於西方人來說，並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價值選項。相對於西方碎片化的小國林立，卻不影響西方歷史進步的認定，中國歷史上的大宋王朝處在外強的達摩克得斯之劍的寒光之下，便顯然不會像一箇中國人所感同身受的那般哀感頑豔，孱弱可憐。
相反，在《哈佛中國史4：宋的轉型》中，作者卻引述了沒有確切地指出姓名的歷史學家的判斷，“把宋代稱作開啟現代性曙光的中國‘文藝復興’時代”（P2）。此語，作為我們中國人都無法舉起雙手雙腳地表示認可，但卻確定了這部史書對中國歷史的定性。但事實上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並沒有呈現出接下來的遞進式的與西方所發生的同一運動相類似的發展路線，中國直到清朝的所有歷史，在後來者的眼光裡一直難以擺脫“停滯不前”的定性，可見，宋代的“文藝復興”即使不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中途夭折了，也證明它當初發生時的力量並沒有溢美者所稱譽的那麼強大。
宋代的王朝秉性可謂是唐代的反動。唐代引以為國家建立基礎的軍事藩鎮，在宋代被徹底地摒棄了，宋朝必須選擇新的力量，作為國家的支撐與支柱，這就是本書中提出的宋代透過“確定儒家思想文化價值的中心地位”來建立自身王朝的“政治典範”。這一核心價值理念被一個王朝的引入，帶來了深遠的確影響，其影響表現在即視性地撐起了宋代的文官制度、科舉考試以及建構在此基礎上的王朝體制，同時也綿延地規範了中國歷史的總體特徵，正如書中所歸納的那樣“宋代形成的這套社會制度，成為20世紀中國和西方人所說的‘傳統中國’的典範”。（P3）這種特徵，也形成了全書構架的特點，在《南北朝》卷中，世家大族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唐代仍然殘存著這種家族性的勢力，而到了宋代，“北方士族靠著譜牒的政治優勢而形成的‘舊世界’，在延續了幾百年後最終在880年至960年（五代期間）的混亂和內戰中消失了。”（P2）。
同樣，在《唐朝》卷中詳加細說的“藩鎮與專使”，在宋代也失去了言說的空間，宋帝國對應的是“需要一個忠誠而盡職的文官階層來充實官僚隊伍”，“宋帝國需要建立這樣一套制度：這個制度能確實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P36）可以說，作者從宋朝建立這個層面，來討論它在建構自己國家體制方面採取了何種型別，並由這種型別去尋找什麼樣的精神支柱，而最終將儒家思想凸顯出來，用作國家精神意志的代表性力量，並由此規定了中國歷史日後的價值趨向。書中總結道：“重文輕武——儒學的基本理念——成為宋朝歷代帝王遵循的信條。”（P30）從這個角度上講，作者把“宋的轉型”這卷的主題確定為“儒家統治的時代”，可謂是對宋代在中國歷史中起承轉合的轉變作用，作出了富有條理且充溢著極強邏輯性的精到敘述。
本書另一個罕見之處，是對宋朝的帝王進行了全力的謳歌與稱譽。在標題為《模範的統治者》一章中，作者稱頌趙匡胤愛民如子，為人親和，與其弟趙匡義堪稱統治者的典範，而第三任皇帝宋真宗鞏固了領土的完整，“並開創性地採取全新的外交政策，與北方的強鄰們保持和平關係。”有一部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小說《金甌缺》，表現的就是宋朝留給後人的整體印象，就是國家沒有實現完整的統一，尤其是“澶淵之盟”更給宋代留下了恥辱之感，這是以中華概念之下的中國人的立場與觀念感受到的，但在哈佛史的宋代卷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決定了宋代的立國之策的“澶淵之盟”以充分的正面評價，認為這一和平政策“當時飽受爭議，但是對於1042年宋遼和談，對於1044年宋朝和西夏的和約以及12世紀與女真金的和約來說，‘澶淵之盟’都是一個成功典範。‘澶淵之盟’和歲幣為後世建立和平共處的雙邊關係樹立了範例。”（P45）作者所持的立場是“和平勝於戰爭”，而在擁有大一統根深蒂固的中華理念中，這顯然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點，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現出西方歷史學家在評判中國歷史時必然會呈現出的與我們價值理念與精神選擇上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內在的不同，決定了本書作者之所以把宋代的君王置於模範的制高點上加以述說的原因，而這一點，恰恰與我們通常所感受到的宋代帝王留給我們的口碑與印象落差甚遠。
《哈佛中國史4：宋的轉型》由於整體對宋代給予了正面的評價，全書的總體敘述呈現出暖性的色彩，自然地對宋代奠定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的負面效應卻未曾作出中國人一直刨根問底的追究，但由此我們感觸到的卻是一名外國學者對中國文明的深度尊重與厚愛，並用他的對歷史的闡述與複述，給予我們以新的內涵啟迪與價值提示，這一點，是我們從這部史書中獲得的趣味與收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