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樸樂善》：萬曆年間那些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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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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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藏天下牌匾藝術館所珍藏的，近三千片中華傳統匾額中，科舉題材的匾額佔據了半壁江山。而其他型別的匾額，大多也與科舉有關；因為這些牌匾的題匾人，基本上都是“考而優則仕”的前科舉優秀者、後來榮登仕途的朝廷官員。
福建品藏天下牌匾藝術館
可見，在中國古代延續了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度，是中華匾額文化的搖籃。事實的確如此，在隋唐以前，匾額文化雖源遠流長，但卻只是士大夫們附庸風雅的玩物，而在民間並不具有普遍性。後來科舉制度確立了，讀書的風氣席捲大江南北，匾額文化也隨之盛行起來。
明代是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就連清代的科舉規則基本上都是從明代照搬而來的。但因為時間久遠的緣故，加之明清交替時期戰亂紛飛，再加上讀書人對封建政權更替時的恐懼等原因，導致明代遺留下來的科舉匾額存世量遠不如清代的。
明朝科舉考場
從科舉的角度出發，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品藏天下牌匾館所藏的一塊明代科舉匾：“敦樸樂善”。此匾題寫於明萬曆乙巳年，也就是萬曆三十三年（1605）。
明萬曆乙巳（1605）年【敦樸樂善】匾 伍鳳章 馮天牧題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該匾的題匾人是廣東大埔縣的知縣伍鳳章、教諭（主管教育的官員）馮天牧；受匾人則是一個“冠帶鄉賓”，也就是有資格參加全省鄉試的秀才，其人叫蕭鳳儀。
關於題匾人和受匾人，我們暫且按下不表，稍後再談。我們先來談一談明朝萬曆年間的社會大背景。
我們都知道，近十年到二十年間，文化讀書圈子有兩本關於明代的書籍，火得一塌糊塗：一本是美籍華裔學者黃仁宇先生寫的《萬曆十五年》，另一本是網路作家當年明月寫的《明朝那些事兒》。這兩本書尤其是前者，對萬曆年間的明代政治生態，做了別開生面的大膽想象，並施以“春秋筆法”描述之。
以上兩位作者的“春秋筆法”，筆者自然只能望其項背。但這也給了我一些啟發：明代歷史之龐博與繁雜，一味追求系統性地闡述，未免過於枯燥，吃力不討好。轉而揀枝幹來說，可也。
明隆慶六年（1572年），10歲的小皇帝朱翊鈞登基了；這就是明神宗，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正是明神宗開啟了赫赫有名、為時長達48年的“萬曆”年號。
明神宗當皇帝的頭十年，基本上不做什麼決策。因為他年紀太小，頭幾年還不怎麼懂事呢；後來稍微長大了一些，但也還沒什麼主見，幾乎不敢挑戰內閣首輔張居正和大宦官馮保的“權威”。
沒錯，張居正和馮保就是明神宗早年的守護者。前者是神宗的老師，內閣首輔大臣，軍政大事裁決者；後者是神宗的生活大管家。此二人聯手，很大程度上充當了神宗的“父母”角色。
正是出於這種“天時地利”，一代名臣張居正刻不容緩地，對已經“病入膏肓”的明朝政治進行了為期十年的改革，時稱“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為什麼張居正的改革只持續了十年呢？因為他在第十年就死了。就算張居正沒死，後來明神宗也成人了，必然要收回權力。所以，唯有這十年，是張居正的改革黃金時光。
張居正的改革當然是全方位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無一不囊括在內。但我們在本文中只關注科舉改革。這場科舉改革，理所當然地，也對前文說到的牌匾“敦樸樂善”的題匾人、受匾人等，構成了相當程度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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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關注一個問題：張居正為什麼要對本來已經運作得“爐火純青”的明代科舉制度進行改革呢？
隋唐以來，明代是第一個將官員選拔與科舉考試，完全統一掛鉤起來的朝代。可見明朝對科舉制度有多麼重視。這主要得益於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在打天下的時候，十分重視讀書人的作用，因此他下定決心要把科舉制度與國運關聯起來。
早在1367年，明朝政權建立的前一年，朱元璋已經開始組織了第一次科舉考試。從此，科舉制度成為大明政權選拔官員的唯一金標準。
但時過境遷，兩百多年後，張居正發現：原本為大明政權輸送過很多優秀人才的科舉制度，到了明神宗時期，已經爛到根子裡了，腐朽的八股文之風成了科舉選拔的硬通貨。
彼時的科舉考試，一味追求古經義的詮釋（靠死記硬背），以及行文的語句排偶（用現代人思維想想：只為押韻而作的詩或歌詞還有看頭嗎？），舍此兩點，其他方面都得不了分。
最關鍵的一點是，在張居正看來，選拔讀書人做官，就是要用他們“通曉古今，適用於世”的學問。而彼時的明代科舉，製造的都是些思想上脫離現實、文法上自得其樂的偽知識分子。靠這樣的讀書人做官，明代的政壇不腐朽才怪呢。
筆者用一句話來總結：明代中期以後的科舉考試，已經淪為一場純粹的文字遊戲，於國於民毫無益處。更可怕的是，那些達官貴人關起門來研究這種文字遊戲，作弊、洩題現象比比皆是，基本上堵塞了窮苦人家讀書人的上升通道。
要知道，當初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取得天下後，確立科舉為選拔官員的金標準，就是為了讓窮苦人家也能有靠讀書入仕的機會。而萬曆初年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其本人也是清苦人家出身，他當然看不得由貴族把持的八股文考學之風。
於是，張居正大筆一揮，寫了一篇《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此文大意，就是要求科舉制度迴歸“學以致用”的人才選拔標準；並對官學體系（國子監、地方書院等）的管理提出了嚴格要求，如每年都要派巡視員巡查、考核等。
不得不說，張居正對明代朝政諸方面，包括科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是整個明代歷史上難得的一股政治清流。
誠然，張居正的科舉改革，也有過激之處，比如裁減官辦學校的學生數、一棍子打死書院辦學等，甚至形成了文化專制的跡象。但歸根結底，張居正對“官學”的改革，為“萬曆年間”的科舉教育定下了基調。
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了。回顧他主政的十年，在他的“帶領”下，明神宗算是勤政的，雖然後者並沒有多少主見，但改革的歷史功績，很多都記在了神宗的頭上。
而張居正死後，明神宗逐漸變得懶政起來，作為不多。更不可思議的是，明神宗後期的將近三十年，竟然演變至鮮少上朝的地步，他徹底成了一個像臭襪子那樣在位時間又臭又長的墮落皇帝。
因此，到了萬曆三十三年，牌匾“敦樸樂善”的題匾人伍鳳章、馮天牧在大埔縣當差的時候，明代科舉與官學制度，很大程度上執行的還是張居正時代形成的那一套。
彼時臨近明代末期，基層官員最看重的是什麼？答案是科舉教育。因為，末路狂奔的大明政權，試圖透過科舉制度的“正本清源”，來達到淨化官場、挽救政局頹勢的目的。
可以想象的是，根據張居正當初定下的官員“考成法”制度（本質同現代績效管理概念），大埔知縣伍鳳章不得不如履薄冰，全力主抓科舉教育工作。
同樣如履薄冰的，還有真正的縣教育長官——教諭馮天牧。於是，一個“縣長”，一個“教育局長”，前所未有地有了共同目標，然後不知不覺地形成了“戰略合作伙伴”的官場關係。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可以推匯出這樣一個結論：正是萬曆年間張居正主導實施的官員“考成法”考核制度，以及科舉教改，形成了明末官場的一種潛規則，即地方政治長官和教育長官必須親密合作。
如此觀之，“敦樸樂善”的題匾人一欄，大埔知縣伍鳳章和教諭馮天牧聯名共署，自在情理之中。
【敦樸樂善】匾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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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牌匾“敦樸樂善”，我們還能從中考察一番明代中後期時，閩粵贛地區的社會生態。為什麼這麼說呢？筆者試分析之。
題匾人伍鳳章，時為廣東大埔知縣，但他是福建晉江人。據晉江文化叢書【第六輯】記載：“伍鳳章，明萬曆七年舉人，任大埔知縣，署程鄉，俱有殊政，民立碑頌德。”其中“程鄉”，大概指今天的廣東梅縣一帶。
可見，福建晉江人伍鳳章在今梅州市的大埔、梅縣都任職過，且官績突出。不得不說，張居正立下的官員考核制度“考成法”，多年以後還是卓有成效的。
另一個題匾人馮天牧，則是福建順昌人。此人註定是個搞教育工作的人。除了在大埔縣任職教諭一職，據明代《福州府志》記載，馮天牧還擔任過福州府閩清縣的訓導一職。“訓導”者，教諭的副手，大概相當於今天的教育局副局長。
可見，馮天牧不論在福建還是廣東任職，都是擔任同類的教職工作。
至於受匾人蕭鳳儀，對其身份的確認，稍微複雜一些。經過比對明萬曆年間的《江西省大志》，以及清代康熙年間的《江西通志》、《贛州府志》等文獻，基本可以確定：蕭鳳儀是江西省贛州市會昌縣人。
蕭鳳儀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地方性文人，著有《畲經堂文集》、《易經參解》等，但其文名始終沒有走出過以贛南為中心點的閩粵贛客家地區。可見，蕭鳳儀作為讀書人的等級並不算高，這跟牌匾“敦樸樂善”中受匾人的“冠帶鄉賓”身份是符合的。
那麼，作為大埔知縣和教諭的伍鳳章、馮天牧，為什麼會題匾贈予江西會昌縣的蕭鳳儀呢？這裡頭存在多種可能性，難以一概而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跟明代中後期閩粵贛客家地區的融合程度有關。
我們不妨以現代社會的客家地區社會生態為例。在筆者的家鄉福建省武平縣，在筆者就讀中學的時代，贛南各區縣的一些學子，以各種名義遷來我縣各中學就讀並參加升學考試者，比比皆是。
以此推之，根據張居正的教改政策，在官學名額極其有限，但參加科舉考試者又必須出自“官學”的明代萬曆年間，閩粵贛客家地區的讀書人，為了獲取考試資格，或為了更好地考取舉人資格，從而跨區“借讀”的情況，未必就不存在。
廣東大埔縣，明清時期隸屬於潮州府，但它的地理位置近閩贛客家地區，而且同說客家方言。因此，會昌秀才蕭鳳儀，遷至大埔縣參加縣試、府試，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麼有兩件事足以令人震驚：一是歷史上閩粵贛客家地區的社會融合，比我們想象得要早得多，而且活躍得多。這種跨區融合，直到今天，仍然延續不斷；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高考移民”或“中考移民”這種事，早在明代歷史上就已經存在了。
一塊斑駁久遠的牌匾，牽出了諸多歷史往事，更給予了我們無限的想象空間。這就是明代匾額“敦樸樂善”蘊含的歷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