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重慶老照片 網路圖片）
李佩珊/文、訪
“高高的朝天門喲，掛著棒棒的夢哦。”
1997年的電視劇《山城棒棒軍》的主題曲開頭如此唱道。
朝天門，曾經是“棒棒”（重慶挑夫的俗稱）們實現致富夢想之地。作為重慶最大的水陸碼頭和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朝天門碼頭自然聚集了一大批透過肩挑手抗在山城送貨的“棒棒”大軍。
彼時，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周琳在重慶毗鄰長江的一處筒子樓中度過了她的少年時代。從這棟已變得“風雨飄搖、三教九流雜居”的傳教士所修建的別墅中，從她所居房間的窗戶向外望去，正是“江對岸繁忙擁擠的朝天門碼頭”。朝天門碼頭上，第一代進城農民工所組成的“棒棒軍”正在辛勤地討生活。在1990年代，他們的總體規模達到了驚人的30萬人。窗裡窗外，傳教士和棒棒，這成為了她之後的研究會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穿梭”的絕妙隱喻。
今年8月，周琳出版了《商旅安否：清代重慶的商業制度》一書。在這本書中，棒棒的清代前身——“腳伕”，成為了她所選擇的理解重慶曆史的“重要視角”。研究過程讓她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種繁忙、喧囂、瀰漫著市井氣和江湖氣的生活場景，陌生的是腳伕高度組織化、暴力化的行為方式，以及勤於置產、精於制度設計的創業者姿態。”
她以“腳伕”行幫這一“同一行業工商業者的自我管理機制”為起點，介紹了“連線地方官府和基層工商業者”的牙行和“更多地面對移民群體內部和不同移民群體之間的商業問題”的八省客長是如何構成了一幅更為全面的清代重慶市場畫像。
同時，作為新一代的區域歷史研究者，她試圖突破重慶這一“區域性”和“原鄉經驗”的限制，正如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們越來越形成的共識，“在宏觀的問題中，去尋找區域研究的靈感；在區域的經驗中，更新迭代對於宏觀的認知”。此外，對於歷史學新動向中的社會科學方法、檔案研究、以及微觀史，她亦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訪談
原鄉經驗和清代重慶的商業制度
經濟觀察報：生長於重慶，顯然是您選擇以重慶為博士論文研究物件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在緒論中所記述的對於重慶的私人“田野調查”，對您的這項研究具體會有哪些助益？另一方面，這種“原鄉經驗”是否也形成了某種“阻礙”？
周琳：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進行這項研究是有自己的“私心”的，就是希望理解自己生活的這個城市是怎樣一步一步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我自己的來處究竟在哪裡？
我在這個城市的生活經驗對這項研究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可以幫助我尋找問題。比如這本書裡面講到的腳伕的問題、暴力的問題，都是我從今天重慶的日常生活中真實感受到的。所以當我在史料中遇到類似的現象時，就會有一種絕對不願放過它的直覺。而且在這個城市生活的經驗，會讓我更容易理解史料的內容。比如那些從清朝到現在一直沒有改名字的街道，它的位置在哪裡？它的空間佈局是怎樣的？它為什麼適合某一類商業？這些在我的頭腦中都是非常鮮活的。不會像讀其它的史料那樣，有更多的抽象感和距離感。
當然，正如您所說，這些“原鄉經驗”也一定會形成研究的障礙。就是你會陷在細節當中，忘記了那些對“重慶”這個區域性並沒有那麼關心的讀者的關懷。更具體地說，如果一箇中小企業主看到了這本書，不能或多或少地聯想起自己的經歷；如果清代巴縣腳伕街頭鬥毆的事件，不能讓讀者去思考清代湖北、廣東、江西的宗族械鬥，或者民國上海的幫會，甚至是今天的西西里、聖保羅、芝加哥，那麼這本書就失敗了一半。
所以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必須要不斷提醒自己，什麼時候該去求助於頭腦中那個“重慶人”，什麼時候該讓自己迴歸到一個“廣義的歷史研究者”。當然，這不是單憑自己的主觀意願就能做到的，必須要廣泛瞭解更多地區的歷史和社會，必須要把重慶的經驗“翻譯”成一套帶有“共享性”的提問和表達方式，甚至還要在物理上和這個城市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常常都在想，如果這十幾年我還一直在重慶生活，我還能寫這本書嗎？
經濟觀察報：說到重慶，“棒棒”是大家比較容易想起來的地域形象。我前幾年看過一部紀錄片《最後的棒棒》，裡面刻畫的“棒棒”群體顯露出了濃濃的底層之苦。但在《商旅安否》中，我們看到清代的腳伕幫派實際上是“暴力”的，甚至能挑戰官府。在您的研究中，腳伕是如何由一門資產微薄的外來移民們所選擇的職業，發展壯大如斯的？
周琳：您這個問題非常獨到。實際上，《最後的棒棒》也是我研究清代重慶腳伕問題的觸發點。我也非常感謝何苦導演幫助我做了一個如此深刻的田野調查。
其實，清代重慶的腳伕和今天重慶的“棒棒”並不是同一類人。在清代重慶城，腳伕是一個主流的職業。從事這個職業的群體非常之大，不管是本城人還是外來人，都可以參與其中。而且城市的商業持續發展，巨量的貨物都需要透過人力搬運，再加上清代重慶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所以與今天的“棒棒”相比，清代重慶的腳伕在這個城市中有更大的上升空間。他們可以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一份小產業，也更容易被這個城市所接納。所以，“棒棒”和腳伕並不一樣。而且即便是在清代的重慶城，作為小業主的腳伕和幫派化的腳伕也不一樣。這就是歷史反直覺之處吧，看似相同的概念或群體，其實內在差異巨大。
清代重慶腳伕之所以能夠發展為那麼壯大的幫派，一方面是因為上面講到的城市商業的發展，從業者數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我覺得更加關鍵的一個方面，就是治理能力的問題。清代的地方官府根本不是以促進商業發展為首要的施政目標，許多具體的商業事務，不管是在《大清律例》中，還是在地方慣習中，都沒有明確的處置辦法。而腳伕這個群體恰恰又成長得過快，業態過於分散，從業規則過於複雜，產生的互動和糾紛過於頻繁、瑣碎，根本超出了地方官府的管控和治理能力。所以腳伕們就只好放棄對官府的期待，自己去處理一些問題。那麼對於這些身強力壯又存在著錯綜複雜關係的男性來說，什麼方式是成本最低、最方便的呢？當然就是分成幫派打架。
其實在清代重慶之外的許多歷史時空，暴力都是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落差導致的。
經濟觀察報：除了腳伕幫派這樣的行幫，您指出牙行這樣的貿易中介和“八省”這樣的社會組織也是清代重慶商業制度中的重要部分。具體而言，這三者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呢？
周琳：在清代的重慶市場中，牙行制度、八省客長制度、行幫制度分別對應不同的市場參與者。牙行的任務是連線地方官府和基層工商業者，八省客長更多地面對移民群體內部和不同移民群體之間的商業問題，行幫則是同一行業工商業者的自我管理機制。所以分別研究這三種商業制度，其實就是從不同的立場、視角去觀察這個市場。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清代重慶市場上重要的商業制度絕對不止這三種。因為我個人能力的侷限，有很多重要的市場現象都沒有涉及，比如鹽業貿易、金融、票據制度、水運體系等等，我只是根據自己掌握的有限的史料，呈現了一些市場面相，清代重慶市場的秘密遠不止這些。
經濟觀察報：“以差（釐）馭商”是您所研究清代重慶的傳統商業制度所得出的關鍵線索。有趣的是，《大清律例》明文禁止地方官府讓工商業者免費當差、納釐，所以這種行為是比較“灰色”的，但您的研究發現，這種“灰色”的行為保證了重慶市場100多年的良性發展，當晚清這種行為終止的時候，反而造成了一大半重慶市場的塌陷。您能否對此具體介紹下？
周琳：是的，我自己在歸納出這個結論的時候，也非常驚訝。但是仔細想想，似乎也沒有那麼弔詭。我們之所以驚訝於“一個市場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裡面，一直以一種違法的方式運轉”，是因為我們頭腦中存在著一個前提，就是法律（或國家制度）是大體上合理的。但是如果這個前提根本就不成立呢？
清代重慶的真實情況就是這樣的：按照《大清律例》的規定，政府不能讓工商業免費提供勞役和貨物，必須要官府出錢購買（禁革行役）。但是現實中，官府哪來那麼多錢呢？如果我們去了解一下清代一個縣衙的經制內財政收入，你會覺得那簡直低到荒謬的程度，那又怎樣維持官府的正常運轉呢？
按照《大清律例》和許多地方政令，商業的發展本來就不在考慮之中。許多糾紛發生了，你是找不到針對這一問題的法條和具體規定的。那一旦發生了商業糾紛，工商業者需要官府的行政和司法服務的時候又怎麼辦呢？
於是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一種做法，就是由工商業者以當差、納釐的方式，向官府輸送利益，購買官府的行政和司法服務。這樣，雙方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都可以繼續留在這個談判桌上。雖然每個地方的具體做法不太一樣，但是這種基於利益輸送形成的官商關係，應該是在清代中國的市場上普遍存在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關係天然存在著一個隱患，就是它不具有合法性，所以違約成本很低。尤其是官府，當它覺得自己的談判能力提高，或者是有替代者出現時，就會破壞這種關係。晚清重慶地方官府突然翻臉，就是因為在清末新政中，有更多的市場參與者湧現出來，讓官府不再看重之前與傳統工商業者的合作。
社會經濟史的“區域”和“宏觀”
經濟觀察報：施堅雅把帝制晚期的中國分為若干區域。從您所做的文獻綜述和研究籠統來看，重慶和西南地區在中國的前近代，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此外，日本學者森正夫提出了“地域社會”的理論，他以江南為例，認為明清之際的中央政府的權力是向鄉紳轉移的。您認為西南區域是否也存在這樣的現象？西南地區計程車紳階層與其他地區相比有什麼特性？
周琳：施堅雅的“中心地層級理論”將帝制晚期的中國分為九個大區，其中之一就是“長江上游地區”，重慶被認為是長江上游地區的中心。我個人認為，施堅雅的這個模型，越往底層的市場層級，越難以符合晚清中國市場的實際，但是九大區的劃分的確很有道理。
在“九大區模型”中，重慶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1、輸出糧食（但是到清代中期以後，這一角色逐漸弱化）；2、輸出山貨、藥材、木材等初級產品，而本地的製造業競爭力不足；3、消化國內很多地區的過剩人口（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北地區）；4、手工業製成品的重要市場（如棉布、瓷器、金屬製品等）；5、重要的交通樞紐，不僅是吞吐與本區域相關的商品、資源、資訊，更是透過長江水運，把雲貴大區與整個國內市場體系聯絡在一起。
總而言之，長江上游地區（尤其是重慶），在國內市場體系中的地位有明顯提升。尤其是重慶作為長江水運樞紐的重要地位，在以前的歷史時期從來沒有達到過，以後的歷史時期也再沒有復現。然而在整個國內市場體系中，它仍然是一個優勢不明顯、比較被動的區域，尤其是要承受本地初級產品和外來製成品之間的貿易“剪刀差”。
關於“地域社會”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很厚重的學術傳統，我不敢輕率地加以評論。而且因為這個研究是針對一個商業氛圍濃厚的、正在形成中的移民社會，所以看到計程車紳階層很少，鄉紳就更少。就連我原本認為最具有“紳士性”的八省客長，後來都發現他們可能並不完全是社會精英，也不是非官方社會組織。我個人認為，清代重慶城的範圍內，更具話語權的還是地方官府，而不是地域社會精英。決定著清代重慶商業發展的也是地方官府，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商人組織。
經濟觀察報：前一代的區域歷史研究者，往往面臨著其研究是否有“代表性”的質疑。陳春聲先生認為，新一代的研究者的學術任務在於，追尋歷史內在脈絡，揭示社會、經濟和人的活動的“機制”。您如何看待這個觀點？您認為達到這個任務目標面臨著怎樣的困難？
周琳：是的，在我讀本科、碩士的時候，學術界對於區域研究的質疑非常多。但是近年來，至少在社會經濟史領域，區域研究反而成了一個主流。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會被他人或被自己追問：“你這個研究有沒有代表性？”
首先，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不管是做一個研究還是讀一個研究，其實都是希望有認知上的獲得感。所謂的”代表性“，或者可以換成：“你這個研究究竟能告訴我什麼？究竟有哪些是超過這個地域本身的認知？”從這個意義上，每個區域研究者都應該接受“代表性”的追問。
但是如果僅從字面上理解，所謂“代表性”真的存在嗎？中國那麼大，每個地區那麼不同，究竟是江南能代表華南，還是四川能代表雲貴？我真的很懷疑。而且就算是在不同的地域內部深藏著一些共通的邏輯，我相信，在我們對每個地區有充分的認知之前，還是很難觸及到這種邏輯。所以至少就我個人而言，還是更喜歡沉潛到一個特定的區域之中對它進行“深描”，去發現那些“如果不觀察這個區域，就很難被感知到的問題”。我覺得，陳春聲先生的這一番話，大致上也是這個主張。
當然，對於宏觀問題的思考和關懷也必須要有。一直以來，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都是在宏觀的問題中，去尋找區域研究的靈感；在區域的經驗中，更新迭代對於宏觀的認知。這是大家越來越形成的共識，所以儘自己的力去做就好，沒有特別難以逾越的困難。
“史無定法”：社會科學、檔案和微觀史
經濟觀察報：您的這本經濟史著作在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主要理論框架之外，還引入了歷史人類學的相關問題意識。您本科是歷史學出身，對您而言，是如何在歷史學的基礎上，建立起經濟學視角的呢？為何要在這本著作中，主動引入歷史人類學的問題意識？
周琳：很慚愧，雖然我號稱是研究社會經濟史，但是並沒有掌握系統的經濟學、社會學知識，對於人類學也只是基於個人興趣的一知半解。毫不諱言地說，這是我作為研究者極大的短板。
但是在研究中，我的確在努力地使用一些社會科學的理論、概念和思維方式，並試圖與它們對話。之所以會這樣做，其實完全是被研究物件給“逼”的。你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實，如果又不滿足於只講一個故事，而是希望它能夠被“翻譯”成一些共享性的問題和話語，讓不關注這個事實本身的人也有認知上的收穫，那就必須要藉助於社會科學，歷史學本身是做不到的。
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前輩吳承明先生說過：“史無定法”。就是說歷史事實永遠是漂移不定的，我們都必須在它的指引下不斷地闖入新的領域。
經濟觀察報：《巴縣檔案》是您這項研究所依賴的重要材料。如今歷史學界對於檔案的態度越發審慎，AnnLauraStoler曾言，歷史檔案不是“找回”，而是“生產”歷史和真相的所在。對您而言，是如何用您所摸索出的“代入式”案卷分析法來在紛繁複雜，乃至“死人”復活的《巴縣檔案》中找尋歷史的真相的呢？
周琳：首先，這本書裡面所呈現的肯定不是歷史真相，任何歷史研究呈現的也都不是歷史真相。歷史學家必須有這種心理準備，就是你的研究隨時會被那些沒能進入你視野的史料所推翻。在這一點上，我沒有太多焦慮。
具體到歷史檔案，它的確有很多問題。比如它往往不是經過精心編篡的，內容又多又雜，讓研究者很容易產生顧此失彼的無力感。還有眾所周知的“檔案中的虛構”。像我使用得比較多的清代訴訟檔案，通常是原告一個說法，被告一個說法，你倒底要去信誰？
不過話又說回來，又有哪一種史料是完全可信，完全不存在虛構的呢？所以關鍵就在於，研究者識破史料虛構的套路，知道哪一些地方最容易出現陷阱，然後儘可能地避開它。比如在清代訴訟檔案中，個人化的敘述（如個人家庭狀況、個人的感受、對傷情的描述、對道德水平的評判）就絕不可信，而背景性的資訊（如某個規定何時出臺，某個組織何時形成，某個行業狀況如何）卻相對可以採信一些。
除此之外，就是儘可能用大量的資訊來修正個別資訊的缺陷，也即是說盡自己最大的力去搜集相關的案卷，如果一類案子都呈現出某種取向，那麼基本上就可以斷定分析的方向沒錯。還有就是直覺、全息式的判斷方法，就是把自己代入那些角色去追問：“如果是你，你會不會那麼做？”
綜合使用這樣一系列的辦法，還是可以儘可能地減少誤判。但是我敢肯定，我被檔案欺騙的地方還是很多，所以面對這本書的讀者，我只能說它不完美，但是我盡力了。
經濟觀察報：您曾以《從一個腳伕之“死”窺探晚清重慶的江湖世界》為名，單獨發表過本書中的一部分研究。這篇文章在我看來，非常近似微觀史的寫法。您如何看待微觀史在中國的發展？微觀史視角的引入，將會影響到歷史學家對於檔案的利用方法嗎？
周琳：我個人是很喜歡閱讀微觀史作品的。因為微觀史把研究視線投向特定時空中的個人和小社會群體。它蘊含著一種深刻的人文主義精神，即每個人都是值得關注的，不管他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此外，微觀史的作品也更照顧到大眾的閱讀需求，用生動的、能夠引起讀者共情的故事去呈現歷史。或許沒有那麼恢宏大氣，但是仍然有一花一世界的魅力。我個人認為，中國圖書出版市場的活躍和讀者閱讀需求的升級，就是微觀史寫作最強勁的動力。
檔案是微觀史寫作不可缺少的素材。不管是中國還是國外的微觀史作品，許多都是依據檔案寫成的。因為檔案的內容特別具體，而且會更多地關注到那些小地方、小人物和小群體，所以許多從事檔案研究的學者，會很自然地進入微觀史的寫作。當然了，歷史學家要怎樣利用檔案，最終還是取決於個人的研究旨趣。因為檔案本身並沒有對研究方法的預設，你可以用它研究宏大的問題，也可以用它呈現最尋常的個體悲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