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發展到萬曆年間，大事兒不少，無論是三大徵，還是朝堂上的爭國本。
雖然很鬧騰，但是對於底層百姓來說，並沒有多少影響。
當時的百姓已經有餘裕在謀生之外，參加一些業餘的娛樂活動，比如賭博、看戲，還有聽小說。
聽小說和你一個人讀小說是不一樣的。
你一個人看書，看到精彩之處，忍不住拍案叫絕；看到憤慨之處，忍不住怒髮衝冠。
這時候別人或許會說——“神經病。”
但聽小說，大家是群體活動，氣氛濃烈，聽到不高興之處，大家甚至可以把說書先生揪下來痛打一頓。
這，是不是很爽？！
當時，說書先生講的四本小說，就是日後的“四大奇書”——
《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
。
在後面兩本書中，
武松
都是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他在兩本書中卻是截然不同的形象。
01
水滸傳中的英雄
《水滸傳》中的武松除了打虎，剛出場是在柴進莊子上遇見宋江，立馬就讓人看到了他的光彩之處。
宋江揮金如土，收買李逵的時候，李逵是說天底下怎麼會有這種好哥哥！
宋江慧眼識英雄，對武松的殷勤不在李逵之下——武松當時身患瘧疾，宋江不但給錢置辦所需物品外，還親自煎藥、喂藥！
饒是如此，武松仍只是感動而已，後期更是第一個站出來非常強硬反對宋江招安的一員。
相比較於林沖的忍準狠、魯達的大智慧，武松的堅守原則、立場鮮明倒可愛很多。
在全書中，施耐庵對武松是很偏愛的，從景陽岡打虎、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最後落草梁山為寇，不僅多於林沖等人甚至多於男主角宋江。
（即便是俞萬春的《蕩寇志》，也不敢黑武松，具體情節可以自行去看）
在武松被逼上二龍山落草之前，做都頭的細節，讓人看到了他的高情商。
在陽穀知縣抬舉他時，腦袋轉得快，武松那一瞬間想：當初宋江不也是在縣裡上班嗎，出手闊綽、受人尊重，我武松做都頭也可以這樣，威風十足，個人事務有士卒服侍……
在他發現大哥慘死後，高情商更是表現地淋漓盡致。
他沒有李逵那樣簡單粗暴，直接砍殺。
而是展開調查，生了什麼病，吃的什麼藥，誰開的藥，誰傳送出去的……
他分寸把握拿捏得很好——從證據的收集，到直接手刃兩名主犯，武松既不連累證人，也不給鄰居留下一個殺人狂的印象，也給自己留一條做好人的後路。
關鍵是人家提著西門慶的頭去投案的時候，收穫的是圍觀群眾的喝彩，哪怕自首，也這麼酷。
到梁山征討方臘之後，武松對宋江說道：
“小弟今已殘疾，不願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閒道人，十分好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又是英雄最好的收尾。
《水滸傳》中的武松可謂情義兩全，而又進退有據，端的是一名好漢。
02
金瓶梅中的狗熊
不同於《水滸傳》中，武松形象很立體，《金瓶梅》中的武松則可以粗暴地用
“蠢”
字來形容。
《金瓶梅》的作者在借鑑《水滸傳》的同時，也進行了合理化的修改。
拿武大郎之死來說，武松沒了在《水滸傳》的人證物證，首先走的也是一條“官路”：寫狀子，告狀。
雖然同是跑去告狀，卻因為官府上下已經被西門慶打點好，而求告無門的情況下，跑去獅子樓找西門慶尋仇。
但是在《金瓶梅》中，卻因為李外傳跑去給西門慶通風報信，被西門慶跑了。
武松沒有抓到西門慶，便拿沒來及跑路的李外傳出氣，不僅一把將他扔下獅子樓，而且還特意跑過來補刀，直接將李外傳兩腳踹死。
這裡的武松可是比《水滸傳》中的武松要兇殘冷酷的多。
哪怕是你懷疑他給你假訊息讓西門慶跑路了，這種做法是不是太過了？
而冷酷無情，做事不留餘地，毫無分寸，正是《金瓶梅》中武松的最大特點。
在之後的情節中，作者還特意提到武松殺了押解自己的兩個公人之後，又潛回孟州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的情節。
雖然這也可以解釋為與《水滸傳》的相關情節相呼應，但卻無疑再一次強化了武松殺人不眨眼，且下手毫無分寸的人設。
魯莽、憨直、有勇無謀——簡直如李逵附體。
在刻畫潘金蓮與武氏兄弟的情節中，作者特意加入了迎兒這個《水滸傳》中所沒有的角色。
在武松以血腥的手段殺死潘金蓮與王婆之後，從出場一直都沒說過一句話的迎兒，怯生生給武松這個親叔叔說了整部書中唯一一句臺詞
“叔叔，我也害怕”
。
她並沒有感到父仇得報的快意，所感到的只有害怕。
透過這句話，作者成功的刻畫了迎兒懦弱善良的性格，對於這樣一個明顯缺乏謀生手段的小侄女，武松的反應是什麼呢？
沒有代替死去兄長照顧她，帶她一起遠走高飛，也沒有為她找一個好人家，至少讓她可以有一個安穩的生活。
有的只是一句
“孩兒，我顧不得你了”
，便奪門而出，甚至於在奪門而出之時，還不忘捲走自己所帶來的銀兩，都沒給無依無靠的小侄女留一點生活費。
透過武松對待小侄女的態度，我們無疑可以坐實在武松這個人心目中，親情遠遠沒有他個人來得重要。
03
英雄為何變狗熊？
從《水滸傳》中的“個人秀”變成《金瓶梅》中被群嘲的物件，武松為何變化這麼多。
蘭陵笑笑生把武松這個知名度很高的英雄拖出來糟蹋一番，難道是惡作劇？
這需要從兩本書成書的年代來分析。
在《水滸傳》成書的明朝中期和《金瓶梅》成書的明朝晚期，時間間隔不大，但是社會風氣卻出現了巨大變化。
大明開國一百年後，隨著人口的增長、財富的增長，商業的發展已是勢不可擋。甚至很多士人，已經把經商當作科舉之外的第二條實現自身價值的手段。
蘇州府崑山縣有一方麟，初為讀書人，後來棄學隨其岳父經商，有人問他
“子乃去士而從商乎？”
意思是你怎麼能丟掉讀書人的飯碗去從事商業這樣下賤的職業。
方麟的回答是
“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
意思是你只知道讀書人不屑於從事商業，但是你不知道商人也不屑成為讀書人。
它衝破了中國傳統的學而仕之的觀念，讀書做官不再是萬民的唯一選擇，在投資小、見效快的商業面前，仕途有些黯淡失色了。
《金瓶梅》裡的西門慶就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憑藉家族積累的大量財富，他和豪族仕紳聯姻，與朝廷高官談笑風聲。
他金錢鋪就的關係網讓想為武松翻案的東平知府陳文昭竟然也無能為力。
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叫作
“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
，
“憑你世間稀奇作怪的東西，有了錢，哪一件不做出來？”
。
毫無疑問，當時的社會對西門慶這種人，是定義為“成功人士”的。
一旦整個社會開始向錢看、向權看，像武松這樣的個人英雄星光就黯淡了下來。
這是大明基層社會出現了問題，朝廷作為上層建築也有了問題。
張居
正
死後就被清算，告訴了時代不需要認真辦事的人了；
海瑞
的被嘲弄說明，哪怕能力存在爭議，儲存基本良知、兩袖清風的人，在這個時代也是個另類。
即使是當代，當屠呦呦獲得諾獎，至今未評上院士，茅臺工程師卻入圍候選人名單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該深入思考一下這種現象呢？
參考資料：
方誌遠《萬曆興亡錄》
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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