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可謂是北宋一代名臣，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韓琦在科舉中拿下第二名，那年他年僅19歲。踏入官場的韓琦也是官運亨通，先後任太常丞、開封府推官、知諫院等職。尤其是在任諫官時，韓琦曾彈劾宰相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等人無作為，使得宋仁宗曾這4人罷免，正是“片紙落去四宰執”，韓琦因此名動京師。
韓琦早些年就跟范仲淹有過來往，兩人也是至交好友。康定元年（1040年），為抵禦西夏入侵，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和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分別主持鄜延路和涇原路軍政事務。雖然在對西夏的策略上，范仲淹和韓琦的政見不同，但絲毫不影響到范仲淹和韓琦之間的友誼。
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宋仁宗將范仲淹和韓琦調入京城，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為樞密副使，再加上富弼、歐陽揚、杜衍等人，組成變法團隊，進行變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范仲淹向宋仁宗上奏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為新政的綱領。韓琦作為變法的主導人物之一，對變法的推行也是非常賣力。由於慶曆新政侵犯了太多人的利益，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在推行的過程中也是舉步維艱。慶曆四年（1044年）春，范仲淹、韓琦等人被朝中很多大臣彈劾結黨，富弼更是身陷謀反案。後來抵不住壓力，范仲淹、韓琦等人均被外調出京，慶曆新政也以失敗告終。
從韓琦為官以來的政見特點來看，韓琦的為人比較激進，且富有膽略。韓琦少年得志，也曾多年在地方上為官，深知當時宋朝存在種種弊病，所以才會跟隨范仲淹進行變法，立志要改變宋朝，讓宋朝走向強大。慶曆新政失敗之後，韓琦在地方為官12年，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再次回到京城，被任命為樞密使，韓琦也開始他的11年朝廷中樞生涯。然而，此時的韓琦似乎早已忘記慶曆新政的失敗，也忘記了他希望透過變法讓宋朝強大的理想，對變法隻字不提。
後來到了熙寧年間，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當時年已六旬的韓琦正在任相州知州，他連續上書宋神宗，對王安石的青苗錢、免役法、市易法均提出批評意見。韓琦是三朝老臣，王安石不得不慎重，王安石拿著韓琦的奏疏，逐條批駁，並公佈於天下。然而韓琦並不滿意，而是以擔心遼國起疑心為由，建議宋神宗放棄變法。可以看出，韓琦一開始只是對變法提出意見，後來逐漸轉變為全面否定變法。
本來經歷過慶曆新政失敗的韓琦，如果他仍然有著改變宋朝的理想，則應該繼續推動變法。然而韓琦在經歷失敗之後，就對變法再也不感興趣了，甚至極力反對變法。這種政見上的轉變與韓琦30多年的官場生涯是分不開的。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年輕時的韓琦充滿熱血、銳意進取，年邁的韓琦只想守舊求穩
韓琦年少有為，進入官場後更是步步高昇，這使得韓琦多少會有些傲氣，表現在其政見比較激進。例如韓琦在西北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時，面對西夏，韓琦僅只是從人力物力的角度上進行分析，認為宋朝應該採取主攻策略，卻沒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宋夏軍事上的實力對比，結果導致宋朝好水川大敗。范仲淹卻沉穩很多，他認為宋朝應採取主守策略，挑選能將，訓練士兵，待時機成熟再出兵。
慶曆新政失敗被貶職出京，是韓琦第一次在官場上經受挫折。在12年的地方官生涯中，韓琦經歷太多波折，為人越來越沉穩。在反對王安石變法時，韓琦曾表示變法會給邊境帶來影響，會引起“契丹之疑”，言下之意要罷免新法，解除遼國的懷疑，換取邊境和平。這種論調和他在慶曆年間的“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的政見不同，那時他認為和平只是權宜，戰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要開戰，宋朝也不懼。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時，韓琦官拜宰相，曾利用濮儀之爭，慫恿宋英宗將反對自己的呂誨、呂大防、範純仁等人貶出京城，其手段可謂是陰險。如果是在慶曆新政實施的那個時代，那時韓琦自視清高，這種小人行徑他是不屑於去做的。可見，韓琦除了變得沉穩之外，人變得老辣，也變得精通權謀。
實施變法不管成敗與否，都會給大宋帶來一定的動盪，早已失去銳氣的韓琦，也沒有勇氣再去變法了。
第二、或許是韓琦的私心，參與慶曆新政只為了自己能夠升官。
慶曆新政時，宋仁宗任命韓琦為樞密副使，那年韓琦年僅35歲。雖然韓琦自入官場以來，官運亨通，但以35歲的年紀就任高任樞密副使，在宋朝也是非常少見的。宋仁宗之所以這麼任命，應該是對范仲淹主持變法的支援。宋仁宗既然支援范仲淹變法，自然也會對參與變法的一些大臣委以重任，才有利於變法的推行，韓琦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參與變法，憑韓琦的資歷，根本就沒有資格走上樞密副使的高位。當時，宋仁宗已經有支援范仲淹變法的意圖，韓琦迎合變法，就是為了謀取高位。所以，慶曆新政對他來講是一次絕佳的機遇。
嘉祐元年（1056年），在地方呆了整整12年的韓琦重回朝廷中樞，官拜宰相，此時他的資歷已經沒有問題。況且宋仁宗早已無意變法，韓琦自然也不可能重提變法之事，否則宋仁宗可能又把他趕下臺。
王安石變法時，韓琦已年邁，相州是韓琦的老家，宋神宗讓他任相州知州，或在相州周邊為官，顯然是想讓韓琦安心養老。即便韓琦支援變法，宋神宗也已不可能再重用韓琦。既然如此，韓琦還不如站隊多數派，反對變法，反而能夠博得一個好名聲。
第三、慶曆新政，韓琦對舊勢力不滿，王安石變法，韓琦就是舊勢力一分子
韓琦雖出身河北大族，但他是他父親韓國華任泉州知府時與婢女所生。他四歲時，父親去世，由兄長撫養他成人。按照宋朝時的大家族的規矩，韓琦屬於庶出，地位是非常低的，也沒有家產的繼承權。韓琦能高中進士，走入官場，靠得應該都是自己的努力，不是依靠家族或父親的恩蔭當官。韓琦參與慶曆新政時，慶曆新政中的一些措施可能會對韓琦的家族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不會影響到他本人的利益。所以，韓琦才能光明正大地支援新政，推動新政的實施。
嘉祐元年（1056年）回朝時，韓琦再拜宰相。雖是庶子，但他是家族中最出色的，多年的官場生涯也使得韓琦在家族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時，韓琦曾在自己的老家相州任知州。可以看出，此時的韓琦的個人利益已經和家族利益融為一體。
王安石一旦實施變法，則會對韓琦本人和家族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新法必定會對恩蔭制度進行改革，韓琦卻是恩蔭制度的受益者。韓琦自己不靠恩蔭考中進士，但他的幾個兒子卻都是靠恩蔭為官，長子韓忠彥先是靠恩蔭制度任將作監簿，後來參加科舉才考中進士。韓琦四子韓粹彥、五子韓嘉彥都是靠恩蔭為官，二子韓端彥和三子韓純彥雖史料記載不詳，但靠恩蔭為官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可以看出，年輕時的韓琦出身卑微，是靠自身的努力博取前程，跟舊勢力沒有多大的利益糾葛。但年邁的韓琦自己就已經是舊勢力的一分子，多年享受著舊法所帶來的好處，他又怎麼可能去支援變法呢？
綜所上述，韓琦能夠支援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是因為慶曆新政的推行，在不影響到他的利益的情況下，卻能給他帶來諸多好處。王安石變法之時，韓琦的身份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推行變法只會影響到了他的利益，卻對他沒有任何好處，他當然要站出來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