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一些觀念，以正視聽
關於娼妓這一歷史上的社會現象的呈現、解讀，大多數人因為世俗的看法是有避諱的，正如 喬治·萊利·斯科特所說：
“大多數寫作者也還是不願意處理一個依然普遍被視為“風味不佳”的題材。”
為什麼談論此話題是被視作風味不佳呢？前些年，曾有一篇《300年的妓院，不拆！，留著它幹嘛》的文章在網際網路大肆傳播，文章的作者，包括從者如眾的支持者們都認為，湖南一座有三百年曆史的妓院應該被拆除掉，不然留著它幹嘛？其實這就是答案，應該說沒有任何一個學校能夠帶著孩子們去參觀妓院，也不會有家長領著自己的孩子來到妓院並從中期望能學到什麼，這是其一。
其二，在傳統教育中，我們的家長對於性的教育是缺乏的，向來都是避之不談，言語模糊，並沒有一個科學上的認識，即使有，也限於觀念所限而不敢表達，更何況在傳統的道德標尺中，娼妓本就是一種原罪，任誰都不能讓這一群體玷汙人的精神屬地，那麼傳播者，就需要把握一個分寸，而這一難點也是被歷史研究者所畏的。
藝伎小百合
既如此，政府何必要花大價值維護妓院呢？而導致古建築失去人們青睞的娼妓也就成為了一個禁忌，成了歷史認識上的一個空白，但其實，我們要正確地認識這一職業，認識到其產生的土壤，並加以改進，這一社會陋習才能得到制止。
就像趙增越的觀點一樣，妓院該留，理由有以下幾點，而對於娼妓，我們也可以引申這些觀點，即：
按反對者的邏輯來看，娼妓是道德敗壞者，至少是被道德制高點上的人們視作是社會陰暗角落裡的髒物，很是下賤，下里巴人還談不上，屬於下九流中的尾流，自視，同業自已都瞧不起，更不要說是旁人了，但在事實上，關於這一職業的認識，在更長的長度，更廣的廣度上，並不是一種衡定的狀態，也就是說在一個歷史時期，人們不歧視這一職業，而在另一個歷史時期，人們卻又對這一職業進行鞭撻，故而一定要按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狀態，是不符合實際的。
再就說傳統的忠奸觀，關於好人，壞人的評判標準是時時刻刻都會變的，其正是受認識的廣度所影響的，就像賽金花，柳如是，羊脂球這些時代的香豔人物並小說裡的人物，對她們的認識在不同時代，不同人那裡是不一而論的，故而說歷史人物不能以絕對的態度蓋棺定論的，也是不能用衡定的道德標尺來確定的，至少在娼妓這裡，對其職業的好壞並不能一概而論，至少要考慮到時人的觀念，前後因果，並生產力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情況。
而且，就像《金瓶梅》這本書一樣，也不一定非要拿它給孩子們做識字課本，其真正的價值在文化上，同理，妓院也不一定非要留給孩子去參觀，我們應當關注的是它在建築史上的價值，畢竟三百多年的歷史建築算是非常寶貴了。
而在歷史研究的價值上，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研究這一現象，並不需要一本正經地戴上改革家或道德家的有色眼鏡去選擇的看，重點是歷史沿革，而不是透過其來推進社會改革，我們只有用科學觀察者那雙不帶偏見的眼睛，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這一群體，就像在醫生的眼裡，所有患者都只不過是一堆器官罷了，在歷史研究者的眼中，娼妓這一歷史群體，只不過也是一種供以研究的或是活物，或是死物的標本罷了。
透過與史料的對比，整理，早期娼妓的一大特性，即最早的性工作者還不叫妓，而是伎，以“待酒筵，業歌舞”為主要的工作形式，而妓，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女樂”。
所以說最早的妓女，尤其是私人蓄養的家妓，不一定從事著所謂的“賣淫”活動，因為最早的娼妓，是奴隸的一種，而奴隸對奴隸主來說就是財產，雙方不存在平等交易的性質，即使有性服務，也不涉及到金錢，所以說最早的“賣淫”在家妓這裡是不存在的。
表面上還是娛樂業，為奴隸主提供娛樂服務，至於國營的妓院，就要另當別論了，其出現的時間還要稍晚一些，也不構成娼妓群體的主力，還有一種就是所謂的“宗教妓女”，算是娼妓起源之處之一了，這兩種妓女，家妓，宗教妓女便是最早期的妓女，是後面所有妓女的皺形，用今天供以交易，以金錢為最終導向的娼妓群體的標準來衡量肯定是不準確的，只是到了後期，才有現代意義上的，為大量男子提供性服務的娼妓。
一如前述，早期妓女【不包括“宗教妓女”，因為在東亞文化圈，宗教對世俗的影響是較早消亡的，而“宗教妓女”作為雛形，在日後的職業進化中，也是隨之而逐漸消亡了的】的主要工作形式，為歌舞業，娛樂業，這也就形成了專門搞文藝工作的，在中國的官妓，朝鮮的妓生，日本的藝伎，也唯有藝伎，延續至今。
透過《藝伎回憶錄》便可知，不論早期的日本藝伎也好，中晚期的藝伎也罷，皆是從藝而非妓，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藝伎的主要職業內容為藝術表演，而不是性服務，把藝伎稱為藝術家也未嘗不可。
這是因為，在藝伎盛行的年代，政府為增加稅收，是禁止私娼的，且措施十分嚴厲，提供性服務的只有國家所有的妓院，所以藝伎只能打出行藝表演的招牌，這類似於今天的營業範圍。
後來，國營妓院的妓女也因為妓院經營不暢，生計所迫，開始嘗試民間藝人的藝術表演形式，這兩種藝伎的不同來源開始合流，便構成了日後的藝伎，而藝伎又要分多種，一種為專事文藝表演，提供娛樂內容的“藝術家”前面講過，一種就是現代概念裡的娼妓，提供性服務，兩者的服務內容互有重合，但側重不同，就比如說，《藝伎回憶錄》裡，藝伎其實也有涉及到性服務，只不過並不是合法的，與現代意義上的概念也有所不同。
每一位藝伎的練成，都要從幼年開始，差不多是十歲左右的光景，來源在後期也不一定像《藝伎回憶錄》中的小百合這樣，生活困窘，被迫事藝，很多年輕人，都是以較好的家庭，優良的素質才得以進入到這個行業，以此為榮，也熱愛自已的職業，這些十歲左右的女孩，進入藝館後，會在專門的學校進行長達五年甚至更久的職業教育。
教育的內容，多以形體，茶道，花藝，琴棋書畫為主，類似今天的藝術學校，但卻比今天的藝術學校花樣更多，甚至還要教授談吐，打扮，走路這樣的細枝末節，在畢業後，還有一個見習藝伎的階段，可以說從藝的門檻高極了，只有少數人可以成為合格的藝伎，乃至成為更傑出者，在日本歷史上也為數不多，至於不合格者，便成為了既從藝又賣身的娼妓，接近現代概念的妓，而合格者，自然側重於娛樂服務，這也印證了藝伎從藝而非妓的說法。
當然，真正合格的藝伎涉不涉及到性服務？不諱言的講，是涉及到的，這就是兩者的重合了，但這與現代概念的性服務是不一樣的，據《藝伎回憶錄》小百合的自述：“一名真正的藝伎絕不會隨便和男人過夜，玷汙自己的名聲。”
合格的藝伎會拍賣自已的“水揚”，但這份資格是唯一的，排他性的，誰拍下了“水揚”誰就是藝伎的旦那，旦那便有點丈夫的意味，有商品屬性，可不像今天這樣公共屬性強。
並且雙方會達成協議，舉辦儀式，就像丈夫對妻子擁有特權一樣，協議後的藝伎並不會考慮接受一連串的旦那，她一生中可能只有一兩位旦那。她的旦那不僅要承擔她的所有生活費用，比如註冊費、學費和伙食費，還要給她零用錢，資助她的獨舞演出，給她買和服與珠寶，這便是旦那對藝伎的特權與義務。
也就是說一個真正一流，二流的藝伎，並不會服務許多男人，只能委身於一個男人，藝伎也是有七情六慾的！如小百合自已的說法：不管有沒有這種情況，這都是藝伎的私事，這與現代概念的“賣淫”其實大不一樣。
把它稱為藝伎的事實婚姻也無不可，畢竟雙方締結了條約，各取所需，並在道德上忠於對方，尤其對藝伎更是如此，丈夫享有妻子的特權，這和封建社會的婚姻關係其實沒有太大區別，少得只是一個名義而已。
真正說來，藝伎也只是娼妓群體的一個分支，難能可貴的是，這一群體摒棄了那些時代的糟粕，比如拜金主義，並在之後的歷史中，把好的一面傳了下來，延續至今，並且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載體和日本傳統文化的象徵之一，而關於娼妓的起源，其實還有比藝伎更古的“宗教妓女”。
在人類尚未步入完全的文明時，即脫離了野性，處在野蠻這一個大致的歷史時期時，人們將性視作一件很自然、很美好、很單純的事情，彼時人們對此的認識還不像今天這樣迴避、衡定，認為性工作者是骯髒的，下賤的。
當日所謂的妓女，恰是獻身給神的女祭司，出於一種神聖的動機來將性成為一種交易品，而交易並不是以金錢為最終目的的，而是出於一種尚且矇昧的看法：就像今天我們祭祖時，給祖先的貢品總要最好的，當時的人們認為既然效能給人帶來極致的歡樂，那麼對於神來說也是一樣的，故而說當時的性工作者其實就是一種聖壇邊的供奉物，男人既利用她們，也敬服她們。
且儀式更不如今天這樣草率，畢竟屬於種宗教儀式，就像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描述那樣：
“每一個當地的婦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須去神殿裡，坐在那裡將她的身體交給一個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個男人將銀幣投在她的裙上，將她帶出與他同臥，否則她不準回家。女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一定要和第一個投給她錢的男人一起去。當她和他共臥，盡到了她對女神的責任後，她才可以回家。”
西方最早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倫王國，即出現了妓女，這些妓女，一種是在神殿充當祭司，地位不亞於男祭司，出身優渥的女祭司，一種是居於“神”和“祈禱者”之間的聖職妓女，她們的收入一般是妓院的經濟支柱。
而性真正成為一種商品，沾染上金錢的銅臭味，以個人利益為導向，還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商人出現後，它的推動者，正是妓院的公有化。
西方的首家國營大妓院，是由雅典改革家的梭倫所創立，人們稱讚梭倫道：
“梭倫，偉大的俊倫，你設立了妓院，使良家婦女在街頭避免了輕薄少年的追逐，保護了她們的安全”。
可以說在雅典人的眼中，梭倫設立國營大妓院的唯一動機，是光明的，偉正的，很好地履行了其的一種社會責任，即將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消滅掉，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創造了就業，在觀感上，人們是將性工作者視作是一種職業，這種職業顯然沒有引來人們的更多鄙夷乃至“努目而視”。
而我國古代的國營妓院，早西方近五十年的光景，由古代著名的大賢相管仲成規模，合法化地創立，目的，顯然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褚學稼就對此評論說：
“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也就是所謂的花粉錢，歷代政府在妓女上徵取國用便是以這七百人為始的，而娼妓也因為管仲的創舉，開始變的合法化，進而，娼妓奉管仲為祖師爺，對其觀感的變質，還要在後面，在人類社會道德觀感和愛情基礎加強之後。
事實上，不論今人對娼妓的看法有多惡劣，娼妓都曾是風光豔麗的代名詞，在古代社會中，娼妓能為國家創造稅收，為軍隊提振士氣，甚至還有用“美人計”來搞政治交易，顛覆政權的，娼妓所奉的妓院都是街市繁華之處，很多妓院匯聚之地也成為了建築奇觀，著名勝景，文人的才思泉湧在這裡，社會的繁化勝景也在這裡，一個藏汙納垢的地方竟成了繁榮文化的場所，豈不怪哉，今人也只有從人性上找原因了，而隨著道德觀念，公共衛生觀念的加強，人們終於認識到娼妓並不一定能穩定社會，隨之便加以禁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