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有一個怪現象，就是皇帝們寫的詩不入文學史，或者說根本不入文學家的法眼，算不得詩。為什麼會有如此現象？
皇帝們大多手握重權，沒事兒的時候喜歡舞文弄墨，寫出幾首詩來自己欣賞還行，要是給身邊的臣子欣賞，得到的大多就是阿諛奉承之詞了，聽不到什麼真話。況且，皇帝的本職工作是治理國家，整天日理萬機的，哪有時間寫詩？要是整天寫詩就會被人認為不務正業，但也有例外，就是沒人敢非議寫詩的皇帝。唐太宗、楊貴妃都寫過詩，還都選入了《全唐詩》，後來陳後主做《玉樹後庭花》，成了亡國之君，南唐後主李煜寫詞作曲，成了亡國之君，宋徽宗寫詩作畫，照樣成了亡國之君，就被後人議論了。寫詩作詞本是文人的工作，要是皇帝也喜歡此道，一般就會被認為有亡國氣象。
從政治方面考慮，皇帝們確實要避諱一些朝堂以及民間的議論，不能隨便做詩寫詞，更不能肆意傳播。像乾隆那樣做了好幾萬首詩的皇帝也就僅此一個，卻不算是真正的詩人，和李白、杜甫差遠了。如果皇帝寫閨情相思，就會失掉了帝王氣象，就好比李煜那樣，成就了一代詞宗，卻失掉了江山。如果帝王把王氣注入詩詞，雖然頗見氣勢，但註定了這首詩的敗亡之氣。詩歌不是靠王氣取勝的，而是靠內容，靠情感，靠風度，靠風格取勝。
政治類詩歌根本不是詩歌，而是標語或者口號。圖解政治的詩歌也不是詩歌，而是為了宣傳需要賺稿費的東西，或者為了作者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做的阿諛奉承之作，不能算是純文學作品。
文學史上沒有一位皇帝是詩人，也沒有任何的詩人是皇帝。很多詩人都是走投無路的孤臣孽子，而且是寫故鄉的詩居多。韓愈被貶，柳宗元被貶，劉禹錫被貶，李白被排擠出京，杜甫顛沛流離，蘇東坡被貶，李清照顛沛流離等等，數不勝數，寫的詩詞卻一個比一個好。而皇帝們養尊處優，大多沒有什麼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人生的甘苦體會不深，也就寫不出優秀的詩詞了。而像李煜那樣的亡國之君卻能夠體會人生冷暖，寫的詩詞也更接近人生真實的況味。那麼，是不是文學主要側重於寫悲苦而不是歡愉？
或許是吧，悲苦之詞更容易感動人，而歡愉的詞給人的感動卻不大。悲劇給人的感動更為持久，而喜劇卻不會產生持久的影響力。縱觀大多數的文學作品，抒發悲苦之情的居多，而抒發歡愉情感的卻不多。當然，皇帝們也不是不寫悲苦之詞，但生活中什麼都不缺的皇帝，養尊處優的皇帝，能寫出什麼深刻之作呢？
曹操寫了不少的詩，風格蒼涼慷慨，但曹操沒有稱帝，卻成就了建安風骨的風格。曹丕寫的詩有點纏綿哀怨，很明顯高於曹植，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算是為曹丕翻案了，很難得的就是曹丕的詩歌，有很高的藝術鑑賞性，比曹植的要好很多。可惜的是，曹丕沒有統一天下，也不算是真正的皇帝。
說得形象點就是，陶淵明的一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可以秒殺所有皇帝的詩歌，杜甫的一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就可以讓所有皇帝的詩黯然失色。詩歌並不是氣勢大就好，也不是越纏綿就越好，而是用明白如話的語言表達，卻能瞬間讓人體會到人類共有的情感，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讓人回味悠長，越品越有味道。而這樣的詩歌是皇帝們做不出來的，也是他們所不能體會到的。
皇帝們寫的詩大多不入文學史並不是輕視他們，也不是驗證什麼文學的叛逆性，而是大部分皇帝寫的詩詞都不是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