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對外戰爭，但漢武帝、唐太宗時期的情況差別還是挺大的。粗略概括下，大概三方面：國際格局、技術條件、文明優勢。
所謂國際格局：漢武帝時期，是西漢、匈奴兩強直接挽袖子上陣，一對一硬碰硬；唐太宗年間，突厥被從背後捅刀子，唐朝撿了個現成便宜。
匈奴之所以在我國曆史上存在感極強，原因在於它是第一個統一了黃河流域以北的遊牧政權。
秦朝統一中原時，北方由西到東佈列著西域諸國、月氏、匈奴、東胡、箕子朝鮮，所以蒙恬很容易把頭曼單于統領的匈奴驅逐出河套地區；
秦漢之交，中原放鬆了對北方的壓制，匈奴出現了一位心思縝密、殘暴堅毅的領袖：頭曼之子冒頓，他透過“鳴鏑弒父”奪取單于寶座後，以鐵血手段統治匈奴內部、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隨後滅東胡、西擊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漢文帝時期，冒頓拿下西域，西起中亞、東到朝鮮，遼闊的北方全部處於鐵腕統治之下，那時的匈奴憑藉獨特的軍事優勢長期睥睨東亞大陸，漢武帝繼位時，面對的就是這麼一個敵人。
唐朝初年，史稱東突厥“控弦百萬，東自契丹 、西盡吐 谷渾、高昌 ”，控制區域接近當初的匈奴；正在中原掰手腕的隋末群雄，諸如李淵、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等等紛紛向其借勢，此時的突厥儼然有成為東亞之主的架勢。
不過，相對於全盛時的匈奴，突厥有以下缺陷：
從當初為柔然打鐵的小部落到橫亙北方的霸主，突厥的崛起太過於迅速，內部沒有形成高效的統一組織。 比如，匈奴只有一個統領全域性的“單于”，而統領一方的突厥首領都稱為“可汗”，他們的地位跟 “大可汗”沒有絲毫差異；因此，在隋朝時期，隋文帝就利用這一特點將突厥肢解，並且扶植了一個向中原稱臣的啟民可汗。
在唐朝時，東突厥再次崛起，不過老毛病還在。比如在渭水之盟時，李世民就判斷：‘“突厥眾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史書也記載：“突厥雖雲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因此，到了貞觀初年，隨著突厥出現天災、政治混亂等問題，鐵勒、薛延陀、回紇等部落集體背叛，唐太宗趁機聯絡這些部族、支援他們搞事，隨後在突厥的只剩半條命時發動突襲，一戰將其滅國。
所謂技術條件：漢朝國力雖強，但沒有現成的、能在草原上決勝的將領和騎兵；唐朝則萬事俱備
。
所謂的技術，主要指的是軍隊。與匈奴、突厥這些遊牧民族對決，有效的辦法只有一個：派出成規模、高質量的騎兵殺到草原上，給予對方有效殺傷、端掉他們老窩。這就需要具備善於指揮大型騎兵軍團的統帥、高質量的戰馬、訓練有素的大規模騎兵等。
漢武帝繼位時，上述要素並不齊備：在戰馬方面，漢初的窘迫是出了名的：“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經過數十年的持續鼓勵養馬，這一情況有所改善，但數量、質量跟匈奴相比都有差距；統帥方面更是奇缺，初期屢戰屢敗，直到衛青、霍去病的出現，局面才得到扭轉。
簡單來說，西漢是在與匈奴的戰鬥中逐漸鍛鍊隊伍、發掘人才；但隨著戰爭的持續，漢軍的戰馬、人員消耗也相當巨大。因此，隨著霍去病去世，西漢一時找不到像他這樣具備大兵團突襲能力的將領，同時鑑於戰馬消耗過大，一度停止了對匈奴開展大規模戰役。
唐朝則不一樣。至南北朝以來，北方養馬成風、騎兵資源用之不竭。
當初的北魏時期，雲中、朔方、 隴右 等地都開闢為牧場，巔峰時期的戰馬多達300萬匹 ，北魏末期的一代梟雄爾朱榮家族就是養馬出身。
唐朝承接南北朝遺風，貞觀年間的戰馬超過70萬匹，河朔、隴右、金城 、平涼 、天水遍地是豐沃的養馬場，朝廷還設定了八使、四十八監專門管理養馬事宜；
在人才方面，持續數百年的民族融合，讓中原在騎馬方面具備雄厚的“群眾基礎”，那時的宮廷貴族女子大多可以騎馬（打馬球）；基於這種土壤，滋養了代代相承、驍勇善戰的騎兵隊伍，唐軍“步軍皆有私馬”，“冀州產 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而在將領方面，無論是關隴貴族、還是山東豪強，都不乏精通騎兵指揮的俊傑，大名鼎鼎的“二李”：李靖、李世勣就是代表人物，也正是他倆率軍突襲滅掉了東突厥；後來，李靖的半個徒弟侯君集，也獻上了奔襲千里滅高昌國的壯舉；公元641年，李世勣曾帶著6000精騎追殺薛延陀騎兵，在諾真水（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境內）陣斬3000、俘虜5萬。
裝備精良、精兵強將，初唐的軍隊比遊牧民族更“遊牧”，這就是他們往往能夠高效率定點選殺、一劍封喉的秘訣。
所謂文明優勢：西漢對匈奴，是兩種文明體系首次大規模決戰；而在唐朝時，農耕文明處於絕對強勢地位
。
早在夏商周時期，華夏族就常年處於跟各種遊牧民族的鏖戰狀態，齊桓公的“尊王攘夷”就側面反映了當時的大環境。春秋戰國以來，中原雖諸侯林立，但基本都處於軍國主義狀態，秦、晉（魏、趙）、燕等北方強國面對身邊的遊牧政權長期處於優勢地位，並在這個過程中擴充實力、發展壯大（參考胡服騎射）。
而隨著秦漢統一中原，突厥也統一了草原，冒頓單于曾經寫信給漢文帝：“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北州已定……”他的潛臺詞是：北方馬背上的民族已被我統一，可與中原耕地的王朝分庭抗禮。
因此，漢武帝發起的漢匈戰爭，是兩大文明模式的首次終極對決，涉及到今後東亞大陸話語權的大事，雙方都只能硬著頭皮幹到底；這就是為什麼匈奴被霍去病生生殺掉超過1/3壯丁後，還退到漠北頑強苟且的原因。
到了唐朝時，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自從匈奴被打得部分西遷、部分內遷後，中原王朝的霸主地位就不可動搖，華夏文明不斷對周邊傳播、吸收，浸潤深遠；對於那些周圍的政權而言，依附遠比對抗有利、和平交易遠比打家劫舍划算；即使十六國時期北方亂成一鍋粥，各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都不約而同地學習模仿中原政權架構、想方設法讓自己融入中原文明。因此，即使曾經出於對抗模式，一旦發現自己不具備打贏的可能，低頭認慫、俯首稱臣對他們而言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遠沒有當初匈奴那樣的心理障礙。“聖人可汗、天可汗”的頭銜，放在西漢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隋唐初年之所以都曾高效地降服過突厥，文明的優越性居功至偉。
漢武帝時期，綿延的戰事確實給民力、國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批評者甚至認為它導致西漢“戶口消耗過半”。這當然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實際上，打匈奴只是其一，漢武帝時期的改革，是幾乎在所有領域同時進行，軍事、經濟、制度、文化、乃至禮儀都進行了全面創改，這種利在千秋的事業，一旦開展的過於集中，必然會給所在時代造成極大壓力。就像漢武帝告訴戾太子的那樣：“我把累活幹了、由你享受成果，這難道不是美事一樁嗎？”
唐太宗同為英明之主，卻勝在前代的經驗教訓足夠深刻，尤其是隋煬帝好大喜功所引發的慘烈後果歷歷在目。貞觀年間雖然對外用兵頻繁，但基本都是追求效率的突襲戰；對內，則長期以整頓整治、恢復生產為主。因此，打仗不僅沒有給國力民力造成負擔，反而獲得了優厚的戰利資源。但到了高宗、玄宗時期，唐朝也因過度高強度的軍事行動付出了代價。
雖然時代條件不同而存在差異，但漢武帝、唐太宗都是為歷史進步、國家富強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帝王，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