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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即劉羅鍋，在《宰相劉羅鍋》等諸多影視作品中，劉羅鍋的形象特別好，幽默、才子、清廉、正直、為民、平反冤獄、除暴安良、體恤民情，和藹可親……。幾乎除了有點駝背之外，劉墉就是一個完美官員形象。然而影視中的形象，只是虛構的劉墉，正史上的劉墉卻充滿了血腥和功利，活脫脫的乾隆“狗腿子”。
劉墉家族是當地望族，曾祖父劉必顯是順治年間的進士，祖父是劉棨曾擔任四川布政使，父親叫劉統勳名氣很大，最高做到軍機大臣的職位。可見，劉墉是標準的官四代。
1751年，因為父親的關係，所以劉墉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會試和殿試，成績還算不錯，是二甲第二名進士，因此不能算是直接參與了科舉考試。隨後，劉墉升為侍講。
一時間，父子同朝為官成為一段佳話。但1755年劉統勳因辦理軍務失宜被下獄，劉墉受到牽連也被懲治。不久之後，父子得到寬釋，第二年劉墉外出為官。
在外出為官的前6年，劉墉一直是“學政”工作，主管科舉、教育、民風、民俗等。
1761年，劉墉還是江蘇學政，顛覆大家想象的是，劉墉在職期間，卻製造了一起血腥文字獄。
這一年春天，徐州沛縣有一舉人叫閻大鏞，因抗糧拒差脫逃而被捕。不是閻大鏞想抗糧，而是1760年徐州遭了天災，實在交不起公糧。當地官員就把他抓了起來，逼他交公糧。但閻大鏞是舉人，所以對閻大鏞處理，需要學政蓋章的。
劉墉從其他人嘴裡聽說，閻大鏞喜歡寫寫畫畫，於是腦筋一轉，立即派人到閻大鏞家裡看一看。結果，一看之下，發現閻大鏞所寫的《俁俁集》，書中有“憤激不平”、“狂悖不經”等語言。這在明朝屬於正常現象，但在清朝就不行，連稍微批評朝廷都不行。
於是，劉墉立即上書乾隆，一場血腥文字獄就此拉開。
《乾隆朝上諭檔》第三卷記載：“據劉墉奏沛縣監生閻大鏞抗糧拒差……因其情形異常桀驁，隨查出該犯詩稿二紙。著將原折抄錄並粘籤稿本，交與高晉、陳宏謀，令其確切嚴訊，並悉心躧訪。及該犯悖謬詩文，有無留遺在外之處，秉公推勘，按律定擬具奏。”
就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最終牽連甚眾，乾隆震怒，批示“當引呂留良之例嚴辦”。需要知道，呂留良案是文字獄中的超級大案，可見閻大鏞案涉及之廣。
劉墉這一次舉報，沛縣百姓痛恨不已，但卻立即得到了乾隆的回報，第二年就被任命為山西太原知府。江蘇學政品級高於太原知府，但學政沒油水，主管較少，所以劉墉看似貶低，實質是升官了，這就相當於從教育廳廳長，調任為省會城市一把手，肯定是高升了。
因為劉統勳牽連，劉墉中途又曾降職，在1777年又升為江蘇學政。這一次，劉墉又製造了一起文字獄，規模更大更為血腥。
在江蘇鹽城東臺縣，有兩個大家族，一是徐述夔家族，一是蔡嘉樹家族，兩家對立。
徐述夔在乾隆28年去世，但卻寫了很多書，子孫懷念先人業跡，就將徐述夔書籍刊刻了出來。因此，蔡嘉樹就以《一柱樓詩集》有“詆譭本朝”之語，威脅徐家低價賣田。
因為當時有規定，“自首呈繳，按律當免罪”，而且官員在《一柱樓詩集》中，的確也沒找到“詆譭本朝”之語，於是蔡嘉樹敗訴。
按理說，到了這一步，此事就花上句號了。然而，劉墉卻將此事報告給了乾隆，更是添油加醋，對徐述夔詩集的評價是“語多憤激”，奏章中這麼說：
如有悖逆，即當嚴辦，如無逆跡，亦當核銷以免惑壞人心風俗。現移督撫辦理。
換言之，其實劉墉也沒找到“詆譭本朝”之語，所以才用模稜兩可的話。如果真有“詆譭本朝”之語，學富五車的劉墉還能找不出來？
乾隆收到劉墉奏章之後，立即大作文章：一方面乾隆痛恨沈德潛（為乾隆捉刀寫詩的那個），而沈德潛與徐述夔有關係，所以恨屋及烏；一方面當時官員查抄禁書不力，因此以此大做文章。於是，乾隆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搜查徐述夔“逆書”的浪潮。
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牽連甚廣，凡涉及到一柱樓詩者，都被抄家，另外除了經辦官員之外，兩江總督高晉、署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等等都跟著倒黴。至於徐述夔，已經死了15年，但割下首級在東臺縣城示眾，兒子徐懷祖（已死一年多）也割下首級示眾，孫子徐食田、徐食書斬立決。
劉墉，1777年底，因辦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吏部侍郎”，藉助誣陷他人炮製的文字獄案，劉墉又一次升官。
這就是正史上的劉墉，真實面目猙獰的讓人不敢相信，清朝劇中的劉墉無疑被過度美化。正因如此，不少學者感慨，真實的劉墉顛覆了影視形象，而影視藝術也應該有最基本的節操，不能過度美化一個歷史人物，忘記歷史的民族，又如何有未來？
其實，即便劉墉的清廉，也值得懷疑，清朝文人記載“劉文清公故地在驢市衚衕西頭，南北皆是”，超級豪宅呀。王剛鑑寶劉墉字畫時，發現紙張都佈滿了金絲，感慨了的說道，“這老東西，騙了我這麼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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