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組一行在站在石家河古城垣上
遺址名片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規模最大、時間跨度最長、等級最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群，主體年代時間距今約5900年至3700年。
距今4800-4200年是石家河文化繁榮鼎盛期，以建成了120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城為標誌，是同時期長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功能區域劃分明確，包括居住區、墓葬區、手工業區等等，總長度超過1公里的西城垣和護城河遺蹟留存至今。此外還有人工修築的祭祀臺、製陶作坊等配套建築，製陶作坊遺存的紅陶杯殘件都超過200萬支，可見當時已經有了專業化、規模化的手工生產。
在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玉器文化開始興起，發現了數百件精美絕倫的玉器。其中一件神秘的玉人頭像，五官都十分誇張，代表著一種對於神權人物或者巫師形象的想象，在後來被繼承，比如三星堆文化。
走進湖北石家河遺址：長江中游規模最大史前城址群
川觀新聞記者 吳夢琳 攝影報道
今年以來，隨著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大量新發現，地處西南、位居長江上游的古蜀文明，再次驚豔世人。
當我們把目光放到這個以水為介質的空間結構——長江流域中，從上游的三星堆遺址，到中游的石家河遺址、凌家灘遺址，再到長江下游的良渚遺址，共同串聯成一條文明“星帶”，在中華文明起源的璀璨星空中，與黃河文明交相輝映。
今年9月，四川日報全媒體“尋根五千年中華文明·三星堆對話古遺址”大型融媒體報道組從三星堆出發，沿著長江一路前行，來到位於湖北省天門市的石家河遺址，這裡是長江中游規模最大、時間跨度最長、等級最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群，主體年代時間距今約5900年至3700年，發現了數以百萬計的陶器，以及精美絕倫的數百件玉器。
石家河古城牆
站在肇造於近5000年前的城垣遺址上，眺望著眼前廣袤的稻田，暢想曾經總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史前古城的龐大恢弘和繁榮興盛，一種文明時空穿越之感撲面而來。
“隨著石家河遺址的科學考古工作持續進行，深化了對於長江中游史前文明的認知，也揭示出與中原文明以及長江流域其他地區文化的交流和影響。”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說，地處長江中游的石家河，與寶墩、石峁、陶寺等同時期文化圈互相作用，多維度揭示了早期中國的文明基因，對中華文明多元起源作出重要貢獻。
持續2000年，可以分為這三個時空階段來認識
石家河遺址所處的江漢平原，氣候溫和、土壤肥沃，歷來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據目前考古發現，早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有人類在這裡居住繁衍。
上世紀50年代，為配合當地水渠工程建設開展考古調查，遺存分佈豐富的石家河聚落遺址進入考古學家視線。60年來，數次艱苦細緻的科學考古工作，逐步還原出這一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史前遺址的文化面貌。“石家河遺址總面積約8平方公里，持續時間很長，主要時間跨度為距今5900年至3700年，這一時期正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期。”方勤說。
方勤介紹，石家河遺址是一處持續發展了2000年的大型史前城址群，包括約40處遺址遺存點。要認識石家河遺址，可以依據不同的標誌性特徵，分為三個時空框架：
第一階段：距今5900-4800年的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期，逐漸建成了中心聚落譚家嶺城，這一時期可稱為譚家嶺城時期。
第二階段：距今4800-4200年的繁榮鼎盛期，以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城的建成為標誌，可稱為石家河城時期。
第三階段：距今4200-3700年的後石家河文化時期，也被稱為肖家屋脊文化時期，這一時期，文化面貌發生了較大改變，原本的石家河古城不再使用，但大量玉器開始出現，造型豐富、製作精美，體現著高超的琢玉技藝。
石家河出土玉器
石家河出土玉器
城的產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也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發達程度。方勤介紹，在譚家嶺城時期，距今約5500年前，一座古城形態已經初步建成，有著由黃土堆築而成的城牆，城牆之外還有城壕，城壕內總面積約26萬平方米。
隨著時間車輪向前，社會不斷髮展，到了石家河城時期，以譚家嶺古城為中心，城市規模向外極速擴張，總面積達到120萬平方米，成為同時期長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
在今天，人們似乎很難想象，在當時生產工具較為落後的史前社會，4800年前的人們是如何建造出這樣一座如此規模龐大的古城。儲存至今的石家河古城西、南兩面的城垣，則真切地昭示著幾千年前這裡曾經輝煌繁榮。
在天門市博物館徐同斌的帶領下，記者一行登上了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垣。西城垣保留最為完好，總長度超過1千米，雖然已長滿了野草，依然能感受出曾經的氣勢恢宏。而城垣旁的寬闊的護城河，也同樣被保留了下來，河面波光粼粼，增添了別緻風景，也留給今人探尋古代歷史的一個訊息。
在上世紀90年代，正是因為這一段當地人習以為常的“土坡”，被考古人員發現實際上是一段古城牆，從而逐步確定出石家河城這一龐大的古城的存在。
“從地理空間上看，石家河古城周邊，還緊密環繞著二三十個一般聚落，共同形成了一個有著密切關係的聚落群體。以石家河城為核心的石家河聚落群，正是當時江漢平原的統治中心。”徐同斌介紹。
200餘萬隻紅陶杯，見證專業化規模化的社會生產
不僅規模龐大，石家河古城內功能區域劃分明確，目前已知的包括居住區、墓葬區、手工業區等等。
居於城中心的譚家嶺，在石家河古城時期，發展為了重要的居住區。在這裡發現了房址、墓葬和灰坑。房屋的形態均為長方形，以分間式為主，也有單間式。2016年，考古人員在這裡發掘出一座殘存的石家河早期的面積達144平方米的建築臺基，據推測，這裡或許就是宮殿性禮儀建築留下的遺蹟。
而位於城內西南部、靠近古城城垣的三房灣遺址，則是手工業區。截至目前，在這裡已發掘出土了數以萬計的厚胎紅陶杯殘件，以及與製陶有關的窯址、黃土坑、儲水缸、燒土面、洗泥池等遺蹟，考古學家判定，這裡正是一處大型的專業生產紅陶杯的手工作坊。
留存著超過200萬支紅陶杯的手工作坊
記者看到，現場堆積的紅陶杯密密麻麻、層層疊疊，蔚為壯觀。據考古學家初步勘探，這些紅陶杯距今年代約4300年-4000年，堆積的範圍超過5000平方米，厚度達到1-2米。“據估算，這裡埋藏著的紅陶杯，總數應該超過200萬隻。”徐同斌說，這裡生產的紅陶杯，有一些是生活用具，應該是用來喝水，還有一些，口沿外翻，容積非常小，應當是祭祀使用。
特別的是，留存在三房灣遺址的紅陶杯，基本都是殘破的，幾乎找不到一件完整品。“據此推測，當時生產的質檢非常嚴格，好的就拿走了，殘次品則留下來廢棄堆積在這裡。”徐同斌介紹。
石家河陶器上發現的刻畫符號
石家河出土陶器
光是殘次品就已超過200萬隻，從這裡所產出的紅陶杯的總量更是驚人、難以估算。生產如此數量龐大的紅陶杯，顯然不只是為了滿足石家河先民們使用，很有可能具有商貿功能，與周邊聚落進行交換。在徐同斌看來，這也正反映出當時已經存在大規模專業化生產，這是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
在石家河古城外，還有著“配套建築”。位於石家河古城西城垣外、古城正西方，有一座人工堆築的方形臺地，南北長110米、東西寬130米，被稱為印信臺遺址，應當是當時的古城配套的祭祀專用區。據介紹，考古人員在這裡發現了100餘套甕棺遺存，包括蓋鼎、扣碗、立缸等，此外還有將紅陶缸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遺蹟。這些陶缸均為夾粗砂紅陶，器形以寬折沿深腹小平底缸為主，上面刻劃著不同符號，有些類似於鐮刀、號角、杯子，或許這正是文字起源之前，人們以此來傳遞某種訊息。
在方勤看來，這樣一個大體量的完全由人工堆積的方方正正的臺地，在當時也必然耗費了不少的人工成本，可見這在石家河人心中，有著非常神聖的地位。
“印信臺所發現的套缸遺存，最長的有30多節、9米多長。透過對套缸的形制、紋飾、成分、上面刻畫的符號等進行分析顯示，這些套缸來自於幾個不同的生產場所，同時，套缸直接存在著打破的早晚關係，表明這裡進行的祭祀活動是不同的人群參與、不同時間進行的結果。”方勤說。
方勤介紹，石家河聚落遺址遺存豐富，既擁有同時期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城址，又有大型的居住址，同時還有印信臺這樣的大型祭祀遺址和三房灣遺址大型的製陶作坊。正是從聚落功能的專門分割槽和出土遺物的等級及豐富等多方面分析，石家河遺址可以被視為當時長江中游地區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領與文化輻射的重要地位。
石家河祭祀臺復原場景
史前玉文化又一個巔峰，與其他文化圈存在豐富交流
早在1955年，考古人員在石家河城外東南方向的羅家柏嶺遺址，發掘出一批玉器，製作精美，其中包括一件“團鳳”造型的玉器，被收藏在國家博物館中，被譽為“中華第一鳳”。
由於技術條件有限，考古學家們沒有技術手段進行準確測年，複雜又細緻的雕刻技藝、栩栩如生的造型，讓當時的考古學者們誤以為這件玉鳳應當來自於西周時期。後來，隨著石家河遺址考古的持續進行，這件玉鳳的年代被修正——來自於距今約4000年前。
更令考古學家震撼和驚歎的，是2015年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區域的譚家嶺遺址，意外發現了9座甕棺葬，出土了240餘件隨葬玉器，造型豐富、製作精美、技藝高超。
在天門博物館中，記者看到，陳列在這裡的在譚家嶺遺址所發現的玉鷹、玉虎、玉蟬、玉璧、玉環、玉璧、玉璜、玉珮等，體量較小，但玉質很好，器型非常精緻，使用圓雕、透雕、淺浮雕、減地陽線刻等多種技藝，代表著當時中國玉器文化的又一個巔峰。更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玉人頭像，這是當時代表著最高等級的玉器，填補了過去在玉斂藏登記劃分上的缺環。
石家河遺址群沙盤模型
“石家河遺址所發現的玉器絕大部分都是本地鑄造的，全部來自於第三個階段，也就是肖家屋脊文化時期（後石家河文化時期），這是石家河文化的突變與衰落期，石家河文化面貌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例如出現了大量的此前未見過的來自於中原地區的甕棺葬，而曾經這座龐大的石家河城也已經不再使用，但這些玉器的出現，說明當時依然存在著發達的手工技藝。”方勤說。
而從這些玉器中，能夠看出石家河與其他地區文化的鮮活的交流和影響。
“在同時代的陝西石峁、山西陶寺，都發現過來自於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同時石家河也受到對方的影響。”方勤說。
例如在石峁，發現了來自於石家河鷹笄和虎頭，而在石家河則發現了石峁較為典型的牙璋。此外，石家河與山東龍山文化，也發現了相似的玉笄，之間應該也是存在交流。方勤介紹，還有石家河所發現的玉璧、玉龍等，應該也是受到了來自長江下游的浙江良渚、中原地區等的影響，尤其是受到中原地區的強烈影響。
在後石家河時期，石家河文化面貌為何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並且在之後突然消失？方勤說，這或許可以聯絡文獻來尋找答案。
在歷史文獻中，漢江古民族被稱為“苗”，在史料中也有著“禹伐三苗”的記載，從時間上來看，也正好可以與石家河文化面貌發生重大變化而契合，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後石家河文化時期文化面貌出現突變，正是三苗被大禹所征服的結果，後石家河文化，甚至可以被視為江漢夏代文化。
在方勤看來，不論是文獻中的“禹伐三苗”中武力征服，或者以德服人、和平談判，甚至只是交流活動能力的增強，“不管如何，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石家河在逐步融入中原文明的懷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