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朝是一個由滿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這個政權一度在康熙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隨後，這個國家就走向了下坡路，甚至，把中國帶進了一個落後、屈辱的泥潭，讓百姓遭到了戰火的洗禮。不過，為了拯救、維護清朝的統治，清朝的有識之士，做出了一系列舉措。
這期間，就出現了短暫的“同光中興”。
同光中興，被稱為“封建社會最後一次迴光返照”，顧名思義，就是發生在同治帝與光緒帝之間的一段中興之治。與歷史上其他“中興”不同的是，同光中興更像是一次迴光返照，一段王朝覆滅前的平穩期。
這一時期，國家雖然並未變得繁榮昌盛，但是，卻湧現出許多思想進步的人士，使國家的經濟、文化等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復甦。雖然，這些復甦的跡象對於陷入內憂外患的王朝來講於事無補，但是，卻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清朝的衰落期。
那麼，這樣一段中興之治是怎麼發生的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首先，清廷已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兩場大規模的戰爭已使國庫中的銀兩不存一二，清廷迫切需要一場改革，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改善入不敷出的窘境。可以說，這兩場戰爭就是推進同光中興的動力。
最終，在朝中大臣和各界先進人士的倡導下，光緒皇帝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興辦洋務、派遣學生遠赴海外留學、任用先進人士等。總體來說，這些改革舉措為國家繁榮帶來了良好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次，西方列強憑藉先進的武器裝備粉碎了清朝閉關鎖國的美夢；經過一場中西方碰撞之後，清廷被迫簽訂了多項喪權辱國的條約，不得不任由外國人隨意使用港口。雖說，這段往事對中國人來說是屈辱的，但凡事終有利弊，外來文化促進了清朝的進步，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並且，隨著資本主義思想在清朝開枝散葉，這種思想一度成為先進人士的主流思想。由此來看，清朝的同光中興亦是大勢所趨，順應資本主義的潮流所致。
最後，這兩位皇帝統治期間朝廷湧現了許多棟樑之材；雖說，此時官僚系統的腐朽已根深蒂固，但是，亦有許多忠心耿耿，有能力挽大廈於將傾的大臣，願意為清廷效犬馬之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恭親王奕訢這幾位大臣。
這些人能力出眾，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那麼，同光中興時期，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怎樣的發展呢？
隨著改革措施的逐步實行，諸如江南製造總局、福建馬尾船政等機構逐漸成立，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族工業。在此期間，天津、浙江兩地的紡織業發展迅速，湖北重工業也在張之洞的治理下蓬勃發展，西方商人間接促進了廣東水陸運輸行業的發展。
從表面上看來，這些新興產業促使國家經濟得到急速攀升，但是，為什麼這段中興之治無法挽救滿清覆滅的命運呢？
筆者認為，雖然全國各產業實現了部分西化，但是，清廷整體的統治制度並未發生本質變化，仍保留著以封建制度、儒學思想治國的基本國策。西化的產業圍繞著不變的封建制度執行。總體來說，仍是換湯不換藥，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在此期間，中國已初步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這種萌芽是在封建政體下發展的，註定是會受到限制的。透過西方國家的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政治體制的改革。顯然，頑固的滿清統治者根本不允許封建體制出現絲毫的變動。
可以說，這種守舊的觀念牢牢限制了新興思想的成長。隨著國家對改革需求的日漸加深，先進人士與舊勢力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終，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到了光緒在位期間發生的“戊戌變法”，就是這種矛盾最直接的體現。
綜上所述，同光中興的積極意義是值得肯定的，這場中興是清政府嘗試自救的一種體現。
在同光中興期間，所有的改革政策均圍繞原有的封建體制，受到封建框架的約束。所以，很多人將同光中興看作是“中國首次資本主義改革”，但是，這種認識並不全面，嚴格來說：同光中興只是一次資本主義改革的嘗試。
在此期間，雖然全國各地民族工業林立，許多新式企業被創辦，但是，並沒有進入到大機械化生產的階段，因此，整個清朝社會仍處於非常落後的局面，而臨時組建的北洋海軍看似裝備精良，但是，他們仍然不是西方列強的對手。
我們在肯定“同光中興”的同時，我們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和衰落，始終無法取得與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倘若，在同光中興期間，清政府能及時意識到全面改革的重要性，及時完成政體改革，清朝的強國之夢說不定還會實現呢！
只可惜，歷史是無法改寫的，這場同光中興不徹底的改革，已經使清朝失去了最後的機會了。
參考資料：
【《清史》、《戊戌政變》、《同光中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