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會議是漢昭帝時期召開的一次比較重要的會議，會議圍繞著是否取消鹽鐵官營政策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且內容涉及極廣。《鹽鐵論》就是根據此次會議記錄整理而成的，作為研究西漢歷史的重要史料，鹽鐵會議和《鹽鐵論》一直備受後人關注。尤其是在鹽鐵會議的實質問題上，學者們莫衷一是沒有定論，其主要原因是鹽鐵會議雖然在表面上看似關於鹽鐵問題的爭論，但實際上涉及到了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各個的領域，內涵十分豐富，學者們基於不同領域的研究視角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
鹽鐵會議的背景
經歷了戰國時代秦朝的暴政統治秦漢之際的諸侯紛爭，戰亂紛爭，國潮動盪，社會經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恢復，民生凋敝。“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漢統一全國之後，實施了無為而治的政策，取消關稅馳山澤之境允許私鑄銅錢，中央政府的放權促成了社會經濟的繁榮，也造成了民間經濟的野蠻生長，如果不是遭遇重大的水災和旱災，人民的溫飽不是問題。地方政府的倉庫都已經被堆滿。國庫庫裡銅錢的穿繩都已經腐朽了，太倉裡的糧食陳陳相因都已經堆到了倉外，以至於腐敗不能使用了。漢初的幾位皇帝多番節省租稅減輕徭役這些減輕人民負擔的政策，實際上養肥了大地主大商人和諸侯王，加劇了土地兼併，導致了貧富差距懸殊的局面。
漢初無為而治，經濟實力恢復的同時也促進了土地兼併，養肥了大地主和諸侯王
漢惠帝和高後的時候，經濟漸漸發展起來，文帝即位以後親自提倡節儉，安撫百姓。那個時候商業備受國民追捧。漢帝國外部面臨著匈奴的威脅，匈奴大軍甚至幾次逼近長安。內部弱勢的中央政府不斷受到諸侯王的無視和威脅，漢文帝前元六年，淮南厲王劉長謀反未遂，廢為庶人流放四川，在了流放的道路上。漢景帝前元三年又爆發了吳楚的七國之亂。漢初的政治家賈誼就曾經在《治安策》一文裡論述了以上兩方面的情況，從賈誼到晁錯都不斷地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夠在政策層面上緩解土地兼併，重視耕戰，積攢力量處理內憂外患。從漢景帝時期三個月解決七國之亂到漢武帝時期的酎金奪爵和推恩令，西漢王朝來自於諸侯王的內部威脅已經基本解除，對匈奴作戰的勝利，並且實現了反攻，這些都極大地鞏固和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而和匈奴的持續作戰給中央政府的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帝國的北疆屯田只能緩解部分壓力，無法自給自足，並不能解決問題。而漢武帝野心勃勃，在他在位期間動作頻頻，從東漢朝鮮到西南的滇國，從匈奴到西域，戰爭不斷，為了實現漢武帝的政治野心需要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源源不斷的財富作為支援，當初頒佈的算緡和告緡就是針對大商人，收割大商人的財富。
平定七國之亂基本解決了國內諸侯王的問題，漢匈戰爭成為了大漢帝國的頭等大事，無論是白登之圍還是和親之辱，這些都需要急於證明自己的漢武帝透過武力來宣告帝王的權威，北方對於匈奴的作戰幾乎貫穿了整個漢武帝時期，作戰的兵源和物資都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壓迫。在儘量避免剝削自耕農激化國內矛盾的前提下，將屠刀揮向大地主和大商人就成了必然的選擇，而透過漢匈戰爭來轉移國內的矛盾便使得中央政府能夠騰出手來，透過更多的手段來加強中央集權，實現對地方的控制。比如說鹽鐵官營就是透過官營工商業來實現鹽田專賣，以攫取更大的財富。鹽鐵專賣的作用就是透過控制鹽鐵的製取和銷售來管控鹽鐵的一部分利潤，在補貼國家財政的同時也削弱了地方的財源，平準均輸政策更是在調整物價，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實現了控制地方的目的。
鹽鐵會議的實質
關於鹽鐵會議實質問題的論斷，大致看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第一種觀點是鹽鐵會議是儒法之爭。這種觀點在所有關於鹽鐵會議時之的論斷中是最常見的，郭沫若曾經指出，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以儒家思想為武器，講道德，說仁義，桑弘羊和他的下屬們基本上是站在法家的立場，談論都是從實際出發，同時也很尖銳的批評儒家和孟子，由此認為鹽鐵會議是儒法之間以國家鹽鐵政策為支點而展開的一場思想上的大斗爭。鹽鐵會議是當時思想領域儒法之間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經濟社會發展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發生重大變革重大轉型的時期，思想領域而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顯然是對漢初黃老之道的轉變，但不得不強調的是，雖然漢武帝採取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學就此真正成為思想領域的指導者，相反，儒學的國家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漢武帝時期儒學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甚至遠遠不及法家。這一點在沿鐵路的文字記載中有很明顯的體現。
桑弘羊是法家代表，他強調實際，漢武帝獨尊儒術，宣揚大一統，並不意味著他要完全依賴儒家思想治國
第二種觀點是鹽鐵會議是政策之爭。關於鹽鐵會議及《鹽鐵論》的相關研究中認為鹽鐵會議本質上是一場政策之爭的同樣也並不鮮見。這種觀點以白壽彝《中國通史》中關於鹽鐵會議的論述為代表。白壽彝將漢武帝時期的政策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並且指出前後兩個政策各有特點，第一個階段是法治嚴苛，對外征戰，窮兵黷武，而後一個階段則是轉向以休養生息為主的政策，據此白壽彝認為有三方參加鹽鐵會議的論辯：桑弘羊等代表漢武帝的前期的政策，賢良文學代表漢武帝的後期的政策，霍光則兼採前面兩家的長處。論辯的內容包括財政政策，邊疆政策和政治線路三個方面，並由此得出結論，會議就是政治論爭的會議。鹽鐵會議是政策反思調整的集中反映，顧名思義鹽鐵會議主要是圍繞鹽鐵是否官營而展開的。爭辯但爭辯並不侷限於這一政策本身，而是旨在總論政治得失，也就是說要全面的反思國家政策的利弊得失，之所以選擇從鹽鐵官營政策入手，是因為這一政策在當時是關心民間疾苦的重大經濟政策。鹽鐵官營政策是漢武帝時期實行的重要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為漢武帝時期龐大的軍費開支提供了重要的經濟來源和收入支撐，但漢武帝自己晚年也開始反思，當時積極有為的擴張政策所帶來的弊端《輪臺罪己詔》就是他意欲調整政策的標誌性事件，但漢武帝有生之年並沒有完成這一任務，因而對漢武帝后期的執政者而言，反思或者是調整這種政策就成了一種任務。
第三個觀點是鹽鐵會議是權力之爭，關於鹽鐵會議及《鹽鐵論》的上述兩種決斷，也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對於多數學者將鹽鐵會議定為儒法之爭的觀點，徐復觀指出，鹽鐵會議實際上是霍光集團與桑弘陽集團之間的一次權力的較量。鹽鐵會議根本就不是政策論辯的會議，鹽鐵會議之後漢代政策也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鹽鐵會議之後進入霍光專權時期，漢武帝時期的政策基本上是一直被沿用下來的，客觀上並不存在一個真實的與民休息的政策，實際相反，鹽田會議表面上看是賢良文學與御史大人之間的論戰，但實際上是霍光與桑弘羊之間權利爭奪矛盾激化的產物，霍光才是鹽鐵會議的真正發起者，意欲透過鹽鐵會議來打擊桑弘陽集團。因為鹽鐵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桑弘羊，抨擊鹽鐵政策能達到打擊桑弘羊的目的。會議是打擊的主要形式，賢良文學則是打擊的主要力量。除了將鹽鐵會議看成是霍光和桑弘羊的權力之爭外，有學者也提出鹽鐵會議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權力集團之間的鬥爭，馮友蘭就曾經指出鹽鐵會議的權利之爭實際上是地主階級不當權派和當權派的矛盾衝突。其根本的分歧是當權的公卿務權利，反對派上仁義。
總結
《鹽鐵論》是漢宣帝時期的桓寬，根據鹽體會議留下的文字材料推演成的政治性的散文，主要由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賢良文學的對話組成，針對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平準均輸制度的廢立展開辯論，其中展現了御史大夫和賢良文學所代表的兩個集團的價值，反映出西漢前期文學政策和文學思想的演變。任何歷史事件都應該被置於其歷史背景下去考察，對《鹽鐵論》的分析也是要儘可能地剝離作者的意識形態和主觀情感，客觀公正的看待《鹽鐵論》。鹽田會議所展現出來的價值觀是值得我們借鑑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