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批思想深邃，相當了不起的思想家，史稱諸子百家。不過令人奇怪的是，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至今也以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可是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如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呈井噴式出現的盛況。這是為什麼呢？在先秦時期，書籍的數量是非常少的，據《莊子·天下》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意思就是惠子這個人知識很淵博，讀過五車書，即成語學富五車的來源），要知道，先秦時期的書是用竹簡製作的，五車竹簡看似很多，其實文字內容是不多的，可即便如此卻依舊稱得上博學，可想而知先秦時期的書籍有多匱乏。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的古人沒有看過多少書，卻出現了那麼多的思想家？為什麼在後來的兩千年裡，卻再也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井噴式出現的盛況呢？
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能夠出現那麼多思想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時候有著誕生思想家的良好氛圍，以及迫切的社會需要，各國君主需要能夠強國的思想。大家都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亂世，尤其是春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並立於世，在這樣的情況下，摩擦自然少不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當中，鬧摩擦最多老死不相往來，或者乾脆打一架，都是小事；而國與國之間鬧摩擦，再小的事也會變成大事，鬧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刀兵相見，刀兵相見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某一方滅國。如此一來，各國君主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強大，能夠讓自己不被他國所欺，能夠讓自己的國家繼續存在於世間，那麼如何讓國家強大，就需要新思想的指導。
舉個例子來說，春秋時期的齊桓公在管仲的提議下，來了一手“尊王攘夷”，使得齊國一躍成為春秋時期最強大的國家，其他國家覺得這個方法不錯，於是爭相模仿；又比如說，秦穆公“開邊拓土”的政策讓秦國迅速強大，於是其他國家也把目光放向邊疆，試圖打出屬於自己的新天地……在我們現在人看來，這做法看似有點愚蠢，直接推行法家，兵家的思想不就可以強國了嘛。可是我們都屬於“事後諸葛亮”，我們是站在歷史這個巨人的肩膀上看待問題。當時的君主可沒有這個巨人肩膀buff，他們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摸索著前進。
當然除了借鑑他國思想強國之外，最主要的還得有新思想來指導國家強大，如果一直就會借鑑，必然會慢於他人一步，失了先機，跟在別人後面看著別人吃肉，自己只能喝湯。只有自己有新東西，才能搶佔先機，迅速強大起來，於是各國君主都渴望招攬到有新思想的人才。如果你能夠提出一套完整有效，看似可行的新思想，就可以得到君主的青睞，出將入相，搖身一變成為人上人，如此之大的際遇改變，且還有機會把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誘惑不可為之不大。所以很多人苦思冥想，各種各樣的新思想就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量變產生質變，自然就產生了很多的思想家。
後世之所以沒有再出現春秋戰國時期井噴式的產生思想家的盛況，最為主要的一點就是封建王朝的誕生，統治者為了更好的統一國家，實行了嚴格的思想禁錮。比如說，當年董仲舒向漢武帝劉徹提出“獨尊儒術”，結果漢武帝一聽，覺得這個方法甚好，可以更好的管理和統治國家，維護國家的統一。於是漢武帝便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說這一舉動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思想的禁錮。
後來到了明清時期，思想禁錮更是發展到極致，科舉上大興八股文，禁錮文人思想；文字獄更是懸在全天下讀書人頭上的一柄屠刀，讀書人很可能因為無意間寫的一篇文章，一首詩詞，就引來殺身之禍，嚴重一點的，還會株連九族，堪稱慘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誰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提什麼新思想。另一方面來說，也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經過時間的洗禮，已經相當成熟了，後來的統治者也沒必要去搞什麼新思想，直接拿過來用就行了，沒有高官厚祿的鼓勵，也就沒有那麼多的讀書人去思考什麼新思想，所以自然思想家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