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是現代概念，古人雖沒有“情商”，卻有人情世故，看歷史故事，皆是教我們如何做人，如何行事，好賴讀讀史書，最起碼會有一番收穫。5000年曆史中的智慧，我們是學不完的。
情商對我們有多重要？社會上奔波的人大多都深有體會，上司、同事、親人、朋友間的相處，無不需要“情商”。我們不懂情商，最差的結局大概是沒有一個好工作，或交不到朋友，一般不會有生命危險，但古代“情商”不高，危機則大大增加，甚至有性命之憂。
鄧艾鄧士載，三國後期影響深遠的人物，滅蜀漢，在唐宋更是入武廟六十四將，三國曹魏僅張遼、鄧艾二人入選。但這麼厲害的一個人，終因缺乏“情商”，沒有同上司司馬昭打好交道，被鍾會等同僚抓住機會，關押起來，最後更死於兵亂，令人唏噓。
鄧艾的崛起之路，屬於草根逆襲，在魏晉時期，沒個好的家世，哪怕再有才華，往往很難出頭的。鄧艾早年喪父，跟母親同族人一起生活。我們知道曹操開始屯田，將一部分普通百姓轉化為屯田民，專門負責屯田，而鄧艾和族人就是屯田民。
鄧艾最初受到司馬懿賞識，卻不是因為軍事才能，而是屯田策《濟河論》。鄧艾給曹魏上書的屯田策，深受司馬懿喜歡，鄧艾也因此步步高昇，在正始四年出任南安太守，雍涼可是司馬懿勢力範圍。
雍涼地區是魏蜀交戰前沿，鄧艾常年駐守這裡，漸漸顯露軍事才能。在曹魏隨後的一系列政治風波中，鄧艾始終站在司馬氏一方，成為司馬師、司馬昭倚重的大將。
公元263年，司馬昭為篡魏做準備，開啟滅蜀之戰，命令鍾會、鄧艾、諸葛緒三路伐蜀。鍾會拿下漢中後繼續南下，同姜維對峙劍閣。因糧草不足，曹魏一時半會奈何不了劍閣，鍾會甚至有退兵的打算。
滅國之戰豈能如同兒戲，草草結束？鄧艾不甘心，決定帶2000精銳士卒，從人跡罕至的陰平小道，偷渡過去，出其不意繞過劍閣，直接攻打成都。
陰平小道有多難走，我們來看看《三國志》的記載：“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無論過程多艱難，鄧艾的結局是好的，他成功偷渡蜀漢後方，迫降降劉禪。
立下如此大功，司馬昭不吝賞賜，封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就連兩個兒子也封了亭侯，各有千戶的食邑。滅掉一國，鄧艾也算迎來人生巔峰。有句古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鄧艾也是如此。
鄧艾手握重兵，又在蜀地這種天然利於割據的地方，首先考慮的應該是如何打消上司的猜忌心，以防“功高震主”。可鄧艾呢？簡直反其道而行，生怕司馬昭不懷疑。
鄧艾滅蜀後，對蜀漢降臣誇耀自己功績：“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這話既可以看作鄧艾自誇，也可理解為收買蜀漢舊臣之心。你鄧艾一個魏國臣子，居然想收買敵國民心，想幹嘛？
？我倒不認為鄧艾有謀反心思，他沒這資本。鍾會是世家子弟，有人脈資源利用，鄧艾有什麼？伐蜀大軍，他能控制多少？鄧艾是因為滅蜀漢的大功，有點驕縱心理。
若僅是如此，司馬昭不一定將鄧艾抓起來，之所以說鄧艾情商不足，因為他對蜀漢的處置很不合理。一國大事，那是朝廷重臣商議，皇帝（司馬昭）拍板，然後才下詔施行。尤其是處理蜀漢君臣這件大事，鄧艾根本不該插手，或者該上書建議，待朝廷同意後再實施。
鄧艾想在蜀地怎麼做的？他既想蜀地修造船塢，打造船隻以來攻吳；又想厚待蜀漢宗室，封劉禪為扶風王，讓他留在蜀地；甚至鄧艾開始安排封賞伐蜀的有功將士，這是一個領兵大將能做的事？
鄧艾初心是好的，他大概這樣想著有利收攏蜀地民心，又能作為攻吳的西線陣地。錯就錯在沒請示司馬昭，也沒有避嫌。司馬昭回復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你別亂來，這些事必須交給朝廷！
若鄧艾稍微有點“情商”，也知道這事不能在繼續下去，結果他接著上書司馬昭：“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鄧艾的話跟“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一個意思。如此專斷的話，哪個領導聽了會舒服？
君主有容人之心，那是君主的選擇，臣下卻不能以此蹬鼻子上臉，有些東西，是不能輕易碰觸的。鄧艾不一定有心造反，他的話也並非全無道理，錯就錯在他手裡握有數萬大軍，又口出狂言，不得不讓人多想啊。
鄧艾的下場，不能全怨鍾會、司馬昭等人，鄧艾也有自身的因素。鄧艾有大智慧，屯田、打仗皆非一般人，可他為人處世的“情商”，卻有些不足。所以我們要吸取鄧艾教訓，多多琢磨，什麼事能做，什麼話能說，總少不了壞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