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近世，由於西方列國強勢擴張，透過殖民、戰爭發展貿易，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近乎家國淪亡。晩清士大夫憂患於「三千年未變之局」，因此奮力救亡圖強，以夷制夷、中體西用等「窮則思變」的思潮在晚清社會興起。
嚴復就此翻譯出震動晚清朝野的《天演論》。《天演論》與「物競天擇」等學說，給「古老中國」帶來了新的生機。
西學東漸之源流，事實上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時代。明末，西方傳教士們藉著海上貿易的契機來到東方傳教。
其中，義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作為早期來到中國傳教士中的一員，與明代士大夫關係密切，而這也為後來的傳教士入朝傳教，傳播西方科學奠定了基礎。利瑪竇也由此成為早期西學東漸的先行者。
△利瑪竇
從利瑪竇在傳教過程中向國人引介西方近代科學技藝開始，到後來嚴復留洋歐洲，學習西方科技，引進西方近代哲學思想，這一過程跨越了明清兩代的興亡。
對利瑪來說，西方傳教士入華不同以往，傳教士不再侷限於處理宗教事務，而是由宗教轉向政治，由政治轉向科學。傳教士於佈道間不再受困於傳教自身。
明代初期，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還只侷限於政事，而西方大航海則不同。大航海可以說是開啟了人類文明的一個新時代。
利瑪竇由海上來華，是在晚明之際的萬曆年間。萬曆十年，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正是這一年，萬曆中興重臣張居正去世。短暫的萬曆中興就此歇絕。
利瑪竇來華時，先是選擇了停泊澳門，當時，西方傳教士只被允許出入澳門，而這還要得益於萬曆之前的「隆慶開關」。那時候，明代政府開放海關，只允許民間商賈與西方貿易往來，而官方貿易則仍固守於朝貢體系。
貿易往來因為是各取所需，所以還發展得較為順遂，但是想要在中國傳教佈道可就難了。之所以會難，難在中國人文的發達，並且跟西方大不相同。這也導致當時的傳教士來華佈道者雖眾，但並未有什麼實質性的突破。
利瑪竇最終能夠從眾多的傳教士中脫穎而出，行至行政腹地，甚至走入王朝深處，與明代士大夫交遊、覲見萬曆皇帝，其原因還在於他對東方文化的有意學習和認同。
利瑪竇由遠海入澳門，進肇慶、韶州、南昌，三進南京，後於萬曆ニ十九年，利瑪竇在肇慶時，有意將外文世界地圖譯為中文，名為《山海輿地全圖》，並由當地知府王泮督印，這是帶有中文註釋的世界地圖首次在中國出現。
在這之後，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的翻刻版本多達八種。其中最有名的，是李之藻負責刊印的《坤輿萬國全圖》。古代中國的宇宙觀是「天圓地方」，世界是球形的這一事實，為中國士大夫們打開了個全新的視野。
晚明的傳教士，為了尋求傳教的正當性，將傳教的歷史一直追溯至唐代的景教。晚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謂：「天主教入中土，實自景教始。」早在唐代，基督教派中的景教一派，已透過中亞絲綢之路，將教義傳到了中國。
利瑪竇入華傳教，其功在己，不過推動傳教者絕非人之力。在他傳教初期，範禮安是來華傳教士的核心人物，由他請示羅馬教會委派羅明堅、利瑪竇來華傳教。
在這之後，龍華民、郭居靜、金尼閣、艾儒略等教士亦來華佈道，併成為傳教的中堅。利瑪竇是其中的成就最高者。以利瑪竇為核心，圍繞在西方傳教士周圍計程車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庭筠等人，不僅接受洗禮、譯述考辨天主教義，同時，也將西方近代科技翻譯傳播了過來。
明未清初，作為明代遺民的王夫之，在《船山思問錄·外篇》撰言：「蓋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則皆剽竊中國之緒餘。」又云：「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
王夫之所謂遠近測法與遠鏡之技，指的就是西方近代科學的縮影。儘管王夫之跟當時的許多國人一樣，對西方科技的態度徘徊於認同和存疑之間，但是這些西方科技卻為後來的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012特集《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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