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殺韓非是因為嫉妒？三個不可能，尤其要顧及嬴政的態度。
李斯本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的一介平民，他拜荀子為師，學成後，觀天下大勢，認為秦國既有兼併天下之心，也有兼併天下之實力。於是立下宏圖大志：助秦王一統天下。
李斯到了秦國，先拜在相國呂不韋門下，李斯出眾的才華很快得到呂不韋的器重，呂不韋認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能輔佐秦王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由呂不韋推薦，李斯跟隨在秦王嬴政身邊，算是他的伴讀，平日裡他和嬴政談論分析六國政治軍事優劣，在極短的時間裡就獲得了秦王嬴政的賞識和器重。
李斯向嬴政諫言：滅六國先滅韓，一是韓國實力最弱小，再有出函谷關就是韓國，它擋住了秦國東進的道路，滅韓可以對其它諸侯國形成壓力。嬴政認同李斯的意見，開始籌備發動韓國的戰爭。
在韓國，有一個人叫韓非，他是韓國的宗室子弟，也是戰國法家思想的代表，他將商鞅、申不害、慎到的學術完美地結合了起來，他吸收老子學說的精華融入自己的學說，他留下的《韓非子》一書，成為後世歷代王朝治國的思想基礎之一。
在李斯去往蘭陵拜荀子為師時，與他相向而行的，正是韓非，他們兩人同時拜在荀子門下，也是老師荀子引以為傲的最優秀的兩個學生。在共同學習的歲月裡，韓國公子韓非和平民出身的李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李斯欣賞韓非的淵博與深邃，而韓非，他羨慕李斯的自由和果決。
荀子、韓非和李斯，師生三人的思想並不統一，但不影響他們彼此之間深刻的尊重。
荀子認為，將以政府強制力為後盾的“法”，用以彌補“禮樂”無法約束人們行為的不足，治天下，必須禮義與刑罰並重，他主張禮法互補。但荀子是有側重的，他認為治國的根本是禮，法是必要的輔助。
李斯反駁他的老師，他說如果禮義是根本，那你什麼解釋秦國呢？秦國從來不講禮義，他們永遠執行最簡便和最實用的治國方略，經過變法和三四代秦王的努力，秦國的實力遠超他國。國家富強，才能談及其他，否則甚至可能要面臨滅亡的命運。所以，秦國才是治國的榜樣。
荀子激烈反對李斯，說表面上秦國很強大，但他與天下為敵，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呢，大家都急功近利，所以世道才如此的混亂，但這不會長久。你看問題不要只看表面，而應該看到問題的根本。
相比老師的以禮樂為本，和師兄的實用主義，韓非相對摺中，他說：儒家學說主張的禮、德和仁愛固然是好，但平庸的統治者更常見，民眾也沒有普遍的自覺性。現實是庸君庸臣在治理國家，民眾不可能自發地生出大義，所以，治國不能天真地依靠明君賢臣，而是要在庸君庸臣的客觀條件下進行制度設計。
他們都是正確的，區別在於不同階段，不同的現實條件，選擇最有利的那一個罷了。三人的主張也受到個人認知和訴求的制約。荀子已經年邁，他考慮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荀子當然深刻，中國後來兩千餘年的歷史為他做了最好的證明。
李斯第一追求的是個人的成功，他明白，秦國是他實現夢想的地方。有人評價李斯是個自私的人，又說他是個冷血的人。如果單評價一個人，李斯有他的弱點，但李斯後來的選擇證明了，他才是那個順應時代和歷史潮流的人，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
韓非不同，他是韓國貴族，和李斯相比，他沒有個人的自由，他生來就是要為韓國服務的，他來求學，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尋找韓國圖強之路。回到韓國的韓非，屢屢上書國君請求變法以讓國家富強起來。
此時的韓國面積已經非常小了，除了都城，只有十幾個城邑，在強鄰秦國虎伺之下，韓國根本不具備發展的條件，更無強大的可能。向秦國納貢也許是苟延殘喘的唯一方式。韓非也可能非常明白這一點，但他的身份和使命決定了，明知不可為，也只能為之。這是韓國之悲，對於偉大的思想家韓非來說，更是個人的悲劇。
韓非退而著述，十年時間，他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說林》《內儲》，十餘萬言。看過他著作的人無不感慨佩服到無地。一次，嬴政看到了韓非的《孤憤》和《五蠹》，他拍案叫絕，說要是能和此人坐而論道，死而無憾。於是，嬴政請韓國將韓非送到秦國來，嬴政迫切地想要見到韓非。
韓非來到了秦國，他不是來和秦王坐而論道的，從身份上來說，他是和韓國生死休慼的國家代表。弔詭的是，韓國的生死存亡繫於秦，但真正欣賞他甚至可稱之為他知音的，正是他和他的國家最大的敵人——秦王。當然，還有他的同學、好友兼知己——已是秦國公卿的李斯。
韓非向秦王嬴政遞上自己的請求《存韓》。這和李斯滅六國第一先滅韓的戰略背道而馳。以嬴政的做事風格，韓非秒秒鐘將成為刀下之鬼。但嬴政很猶豫，他太欣賞韓非的思想和才華了，他甚至希望韓非能與李斯一起助自己平定天下。也許李斯也曾經有這樣的念頭。但當二人都明白韓非不可能為秦所用時，韓非其實也就只有一條路，就是死。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了李斯向嬴政的進言：說韓非是韓國的公子，他只會為韓國效忠而不可能為秦國效力，大王愛惜人才捨不得殺他，又沒辦法重用他，終究還要放他回韓國的，這是在為自己留下隱患，從長計議不如殺了他。秦王同意了李斯的意見，於是李斯令人給韓非送去了毒酒。後來秦王后悔了，急忙令人去赦免韓非，可是韓非已經中毒身亡了。
後世依據這段故事，認為李斯這是在借刀殺人，他殺韓非是因為深知自己不如韓非，是嫉妒他。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理由有三。
一、李斯和韓非二人地位懸殊，李斯根本沒有必要置韓非於死地。
韓非來到秦國時，李斯已經是最強大國家的重臣，是秦王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而韓非說白了不過一使者，也可以說是韓國送來的人質。二人地位形勢相差是巨大的。李斯根本沒有必要除掉一個對自己毫無威脅之人。
二、李斯和韓非互為知己，無論是現實還是感情，李斯都更希望韓非能為秦王所用。
李斯對韓非是敬重的，對於老同學的到來，李斯甚至是激動的，這體現在他親自出城去迎接自己的同學的行動上。時移世易，二人當下的身份已經完全顛倒了，二人也都是和自己的國家命運緊密相系，成了無法統一的矛盾體。這不禁令人感到悲愴，卻又無可奈何。對這一點，韓非是，李斯又何嘗不是呢？
李斯篤定秦國終將蕩平六國，完成中華版圖之大一統。這個大勢無人可以抵擋。而韓非應該也是明白的，筆者猜想李斯或許會冒出一個念頭，那就是韓非可以為秦王所用，摒除自己的家國概念，以天下為任，完成天下統一。
兩人過往的友誼和信任基礎，尤其是彼此欣賞的基礎，一個人存有這樣的想法，是人之常情。
三、李斯的第一身份是個政治家，在國家利益和個人感情面前，李斯當然要做出和他身份相匹配的選擇。
韓非鄭重向秦王上書，提出“存韓”，李斯明白，韓非是自己的敵人。而敵人是應該被消滅的。李斯是秦國的重臣，在他的價值鏈上，國家的利益是第一利益，不要說是個人的感情，就算是家人的性命，一方一隅的利益，該犧牲的時候也是要犧牲的，類似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上汗牛充棟，隨便就能舉出一大堆來。
所謂的妒賢嫉能說，不是沒有，但在李斯和韓非之間，應該不存在出現這種情況的土壤。遺憾、無奈、痛惜，是韓非悲劇結局，所以當事人更真實的感情。尤其是以無情著稱的秦王。秦王對韓非的態度，也註定了對待韓非，李斯不可能獨斷專行。
我們猜想一下韓非臨死時，他該有怎樣的心境呢？
對於自己欣賞的老同學李斯，尚在李斯一文不名時，韓非就是羨慕他的，最羨慕他的，就是他的自由，羨慕他能無牽無礙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他自己，只能回到韓國，去履行自己的職責。韓非是偉大的思想家，他是那個時代極少有的能將法、術、道、儒等學說雜糅到一起，取其精華，找出非常客觀和切實可行治國方略的人。韓非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並完善了前人的學說，我們今天將韓非的學說看做是法家，其實，稱他為春秋戰國思想集大成者才更為恰當。
韓非的思想在他活著時無法被韓國所用，更無法在他國所用，這是韓非的悲劇。可是，秦國要走的路，秦國的戰略，韓非是認同的，他更加明白，他的同學、好友和知己李斯，是最有可能將他的思想發揚光大的。如果二人的地位和情勢倒過來，韓非會饒恕李斯嗎？
我敬重你，佩服你，可是，你是我的敵人，你和我都不僅僅只代表我們自己，殺了你，是我必須要做的。
我敬重你，佩服你，可是，我只能是你的敵人，你殺了我，我完全理解，你做得對，如果反過來，可能我也只能如此。
筆者更傾向於二人是這樣的的內心世界吧！
韓非死後，李斯協助嬴政完成大一統的帝國基本的建設，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車同馳道同軌。秦在一統天下的過程裡和後來對於國家的治理模式上，很多地方繼承了韓非的思想，韓非的理想算是實現了，不能不說，這算是從另一個方面對韓非的告慰。
甚至，就連秦國的一統之路，也是先滅了趙國，再回頭滅韓的，這個舉動，不知道是不是嬴政多少受了《存韓》的影響和觸動？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李斯有一段蓋棺定論性的總結，筆者認為是比較客觀的：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司馬遷說他最大的問題就是阿諛奉承、曲意附和。所以最後才落得個被腰斬、夷三族的下場。若他沒有這個問題，那麼李斯歷史地位就可以和周公、召公並列了。
這令人不免想起他的老師荀子曾經告誡他的，說你看問題要看本質，不能只看表象。而李斯是個實用主義者，他晚年太留戀自己的高官厚祿了，畏於趙高和胡亥聯合起來的絕對優勢，而屈從他們的驅使，昧著良心殺扶蘇，殺蒙恬、蒙毅等國之柱樑，終究因為倒行逆施，逆問題的本質，天道輪迴，李斯自己終於萬劫不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