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淮軍第一猛將，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六安病逝。二月初他的家屬來到了京城，請求禮部按照慣例給予賜諡。
經最終商議，禮部給了一個“壯肅”的諡號。據說本來是要給“莊肅”的，因劉之家屬沒有給禮部好處費，所以才得了這麼一個不好也不壞的諡號。
清代的諡法制度十分嚴謹
清代官員死後都要蓋棺定論，這個“定論”主要是指朝廷按照生前的功過是非給予一個合適的諡號。官員大臣死後只要有諡號，就意味著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反之則是朝廷對其人之品行、功績有非議。
朝廷賜諡官方的叫法為“易名之典”，“易名”通俗地理解就是改名字。比如曾國藩死後諡文正，那麼在官方的文書以及同僚的稱謂中，就不能再直呼其名，而要以曾文正公稱之。
清代的諡法制度沿襲明代，但比明代更為嚴謹。乾隆皇帝在諭旨中就曾說過：
“易名之典古昔所重，我朝賜諡尤為謹嚴。”
此話不虛，確實清代對於賜諡，有著十分細緻的規定。
清初時期，朝廷賜諡是有章可循的。當時賜諡的範圍僅限於二品以上官員，但官居二品以上者能否給諡，是需要皇帝與九卿共同商議的。
康熙朝時，大臣賜諡形成了一個定製，大臣死後先是由禮部奏請是否給諡，皇帝點頭認可後，內閣就會擬定幾個諡號由皇帝圈定。
所有諡號中，以“文”開頭的最為尊貴，規定只有翰林出身者，或是非翰林出身但官居大學士者，才能享用文字開頭的諡號。“文”字打頭的諡號，又以“文正”最尊，文正之諡是皇帝欽定的，禮部沒有資格擬此諡號。
關於清代諡號方面的內容本文不打算細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翻閱歷史文章。這裡主要還是來講一講劉銘傳賜諡的話題。
劉銘傳請諡之經過
劉銘傳是行伍出身，沒有科舉功名，在重文輕武的清代，武將賜諡的難度比文官相對要難。但劉銘傳畢竟不是一般的武將，他跟隨李鴻章南征北戰，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的過程中，他的銘字營是淮軍各營中的王牌，他本人也有淮軍第一悍將的美譽。
劉銘傳戰功雖著，又受李鴻章的庇護，但他的仕途並不順利。這與他本人的性格不無關係，說白了就是他直率的性格難以融入官場。故而和平時期往往受挫，而一到戰時，朝廷又會想起這位老將，如此反覆幾次，也使劉銘傳心生退意。
劉銘傳中晚年，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安徽老家度過的。到了中法戰爭時期，劉銘傳再度出山，清政府任命他為督辦臺灣事務大臣，籌備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撫，加兵部尚書銜。
光緒十一年，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臺灣巡撫，在這位置上他幹了六年，後因通商交涉問題遭到頑固派的反對被迫請辭。甲午戰敗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劉銘傳憂思鬱結，口吐鮮血，於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六安劉新圩病逝。
劉銘傳死後，朝廷也有表示，晉其為太子太保，並下旨讓禮部頒封諡號。前面說到，清代對賜諡的管理很嚴格，但這僅限於高階文官以“文”開頭的諡號。至於其他諡號，相對而言就要寬鬆許多，一般都是禮部說了算。
總督、巡撫雖是一方大吏，但他們死後一般是沒有諡號的，僅立有重大功勳者方有諡號，且一般都不是以“文”開頭。
劉銘傳作為臺灣巡撫，死後能得到諡號已經是皇恩浩蕩了。晚清時期由於官場腐敗，要想辦事就得銀子開道，禮部是個清水衙門，所以凡是有揩油的機會那是絕不放過。
禮部在賜諡的時候可操作性很強，諡號雖是兩字但卻是高度濃縮，一字之差可謂天上地下。劉銘傳的家屬深知其中道理，便十萬火急趕到京城，找到了禮部堂官，希望能討得一個好的諡號。
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賜諡是朝廷的恩典，如果家屬肯花上萬把兩銀子，便可以讓死去的功臣名將得到一個高大上的諡號，帶上一頂高帽，這樣就是死者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禮部按照劉銘傳生前的功績，擬定了一個“莊肅”的諡號，不過也提出要求，讓劉家出一萬兩銀子。劉家人覺得這個高帽的價格太貴，不願意出血。禮部因為沒有得到好處，所以就大筆一歪，將“莊”字改為“壯”字，這樣劉銘傳從莊肅公變成了壯肅公。
“莊”與“壯”這兩個字，無需查字典，只要稍加體會一番就能領悟其中之含義。中國文字博大精深，從禮部賜諡一事上可見一斑。看來晚清吏治之腐敗已入化境，連這種授封死人的榮譽居然也做起了手腳，可見其手段已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